闻玉梅
■科研的核心是创新，科研的道路是勤奋，科研的态度是求实，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
■培养人才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不要期望一蹴而就，有的学生一时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教师不能着急，更不能灰心，持续性是教诲人的必由之路。
■我们所做的一切仅代表过去，后生可畏，未来是年轻人的；我期待我的学生更加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追上我们，超过我们。
为了1.2亿人的健康——闻玉梅和她的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
■人物心声：愿我全实验室科研人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治疗乙肝方面继续努力奋斗，为人民解忧，为祖国争光！
闻玉梅：1934生，原籍湖北浠水。现任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微生物学会名誉理事长，卫生部病毒性肝炎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基础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欧盟Ⅻ司－INCO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1999年入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闻玉梅长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乙型肝炎病毒的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她多次主持“863计划”的课题，并任“973计划”项目专家组成员，1999年10月，她作为提议人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重要传染病防治的基础研究”正式启动。
闻玉梅在研究乙型肝炎病毒致病机理及病毒变异的基础上，对治疗乙型肝炎的基础与应用研究作出了创新性贡献，她正在研制并合作开发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乙肝治疗性疫苗。
闻玉梅获国家发明专利两项，其中一项已申请国际专利。闻玉梅曾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卫生部、前国家教委、上海市科技进步奖，1997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她还先后被评为国家“863计划”高科技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以及上海市劳动模范等。
二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君不见长江之水亘古不变，呼啸而来，又奔腾而去。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经常会遇到风风雨雨、沟沟坎坎和十字路口，经常面临抉择。尽管前进道路很泥泞，充满艰辛，但只要目标清楚，前行者的脚步就永远不会停止。
在这斗转星移的二十年里——
坐落在原上海医科大学东园的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已从一个不起眼的小科室，逐步发展和壮大成一个拥有数十名科研人员和先进设备，掌控千万元科研基金，紧跟国际研究前沿，在乙肝、丙肝病毒及其他持续性感染病毒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且知名度较高的重要科研基地。1999年，这个光荣的集体当之无愧地成为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上海市高校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2003年，实验室党支部荣获上海市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04年，实验室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奖状……
说起这些辉煌，不能不说到一个重要人物，她就是中国微生物学会名誉理事长、实验室创始人、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博士生导师、在乙肝病毒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研究方面为我国及全世界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女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教授。
开创者的艰辛：走出国门，积蓄力量
祝贺、鲜花、掌声，是对“步行者”的肯定和鼓励，但要取得辉煌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其间的坎坷、艰辛，谁人能体会？！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闻玉梅有一种很强的冲动，不！确切点说，是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她想搞一个大项目，一个对中国众多老百姓都有益的大项目。她想到了——
乙肝是我国最严重的微生物感染性疾病之一，它严重地威胁人民健康。病毒引起的持续性感染可发展为肝硬化、肝癌；肝癌病人中有90%以上感染过乙肝病毒。那时，乙肝血源疫苗虽然已成为预防乙肝的有效武器，但对治疗乙肝却束手无策。中国有1/10的人，也就是说约有1.2亿的人感染乙肝病毒，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因此，治疗乙肝是十分重要的课题。闻玉梅决心为控制这一疾病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要搞大项目，就要有基础，就要有创新；要基础，要创新，就要知己知彼，就要走出国门，了解世界。
1980年4月，闻玉梅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资助，首次踏出国门，到英国伦敦大学进修。“那次，我简直就像一个‘乡下人’，与‘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模一样。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我看都看不懂。我们与人家差距太大了！”闻玉梅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短短3个月，就发表了一篇论文。
1981年10月，已是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的闻玉梅，理应担当起主任的工作，不宜出国，但此时有一个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学习一年的机会。已是77岁高龄的林飞卿教授再度出山：“你走吧，我替你再做一年主任。出去，你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回来，我相信你！”闻玉梅对导师的崇高品质感动不已，至今念念不忘。
闻玉梅非常珍惜在美国学习的那段时间，她不放过任何机会，拼命地做，拼命地学。她白天工作，晚上坚持听有关分子病毒方面的课。
那段读书的日子真是苦啊！那时的闻玉梅已经40多岁，记忆力已不如从前，但她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废寝忘食地消化了老师用英语讲授的全部内容，照样考得第一名。闻玉梅没有车，也不会开车，因为她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学车上。开课导师为她的刻苦所感动，晚上经常用自己的小车送她回住所。与闻玉梅同住一屋的同学是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菌苗室主任的王立亚。两人互相帮助，亲密无间，相依为命；王立亚总是大力支持闻玉梅，每当考试时，就主动给闻玉梅烧饭；平时上班，她俩经常在雪地步行，用她俩自己的话说，“我俩就像‘草原英雄小姐妹’”。
即将学成的闻玉梅归心似箭，在BethesdaNIH樱花盛开时，她满怀深情地写了一首诗，其爱国思乡之情溢于言表，感人肺腑：樱花交错如幻境，幽径深处无人行，异国风光无限好，怎比祖国山河亲。
在美期间，闻玉梅不但学到很多先进东西，发表了论文，更重要的是，她与这个著名研究院建立了永久的合作关系。一俟回国，她就利用这一桥梁，迅速把科室骨干张维、何丽芳送出去学习。因为闻玉梅知道，搞科研靠一个人是不行的，要有团队精神。张维、何丽芳分别赴美NIH不同实验室进修一至两年。学成后，她俩如期回国，并建立了肝炎病毒基因分析、病毒肽分析，以及多种病毒细胞培养、过滤、动物实验等方法；她们在国外省吃俭用，带回来一些先进设备和仪器。
这些，都为以后培养研究生和技术人员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闻玉梅高瞻远瞩，才有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的大发展。
以后的事实也证明：在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室基础准备阶段，闻玉梅“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积蓄力量，筑巢引凤”的战略是多么英明！
从启动到发展：每个阶段都是飞跃
闻玉梅在英国进修时，为了节约一切开支，连一张4英镑的伦敦大桥参观券都舍不得买，却硬是在3个月时间里，从生活开销中省下一笔钱，购买了一台急需的低温冰箱和一台幻灯机。卫生部领导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心疼地说：“闻玉梅，在英国3个月，没把你饿死啊！”于是卫生部拨给闻玉梅1万元人民币。而闻玉梅正是从这笔资金起家，开始了艰难而极富挑战性的医学分子病毒学研究……
和学生在实验室里讨论问题
在实验室的启动阶段，闻玉梅主持领导的团队参加了两项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和两项国家“863计划”高科技项目。1987年，成竹在胸的闻玉梅首先提出“消除对乙肝病毒抗原免疫耐受性”治疗新观点，据此建立了模拟人幼龄乙肝免疫耐受性的动物模型，设计了5种消除免疫耐受性的治疗性疫苗，并在动物模型中考核疗效，从中发现了抗原-抗体复合性疫苗有较显著的疗效。
在实验室的发展阶段，为了及时总结我国微生物学成果，闻玉梅主编了98章、共278万字的权威性著作《现代医学微生物学》，该书由8位院士、80位国内外相关专家参与撰写，既把经典内容交代得一清二楚，又对发展趋势和最新进展作了阐述。该书荣获第十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巴德年院士说：“这部著作的出版是医学界之幸事，生命科学界之幸事。”李载平院士在评价这本著作时说：“闻玉梅教授主编的《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是1999年出版的一本值得推荐的特别优秀的新书。”
多年来，闻玉梅院士带领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在研究中国人乙肝病毒亚型与肝炎慢性化的关系基础上，在国际上首创了“复合物型治疗性乙肝疫苗”，为数以亿计的慢性肝炎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带来了希望。目前，该产品已进入二期临床研究。
闻玉梅所领导的集体荣获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3项，发表论文200余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实验室荣获市级、部级、国家级奖已达21项。闻玉梅本人也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号，以及国家科技部“863计划”十五周年突出贡献奖等诸多荣誉。
说起成绩、表彰，闻玉梅显得轻描淡写，不愿“纠缠”。但谈起由她一手创办的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闻玉梅不禁喜形于色，情有独钟，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前身为“微生物教研室病毒组”，1985年经卫生部批准建设，1986年该重点实验室开始运转，原上海医科大学和原复旦大学合并后，2001年实验室被批准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目前，闻玉梅任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袁正宏研究员任主任，瞿涤教授任副主任。实验室现有高级研究人员5名，中级研究人员7名，助教和技师6名，研究生和博士后24名，共42人，其中党员15名，可谓阵容强大，梯队合理。
闻玉梅动情地说：“我们这个实验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完全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与新老两代科技人员勤奋努力、不懈追求的基础上，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
动力之源：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闻玉梅和她的实验室同事总是迎难而上，忘我工作，在任何时期、任何境遇下都不曾退缩过。
抗非典期间，在闻玉梅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努力下，仅19天工夫，“灭活SARS病毒免疫预防滴鼻剂”研究就获初步成功。而成功的背后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研制之路：研究人员不仅要“零距离”接触SARS病毒，而且一些实验还必须在被称为“魔鬼实验室”的P3实验室里进行；更不巧的是，上海的P3实验室暂时排不上号……时间紧迫！闻玉梅没有丝毫犹豫，带着得意门生瞿涤教授迅速南下广州。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一个可怕消息传来：与闻玉梅毗邻的一个实验室同时有7人发起高烧，全部被隔离！危险如斯，说不害怕是不现实的。可是闻玉梅和她的同事却坚定地选择了留下。
在实验室二十周年庆典上发言
P3实验室即“达到生物安全防护三级标准的实验室”，“魔鬼实验室”的称呼决非凭空捏造：核心区的压力达到-40帕，实验时得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着令人窒息的特殊口罩和防护镜，操作程序极为繁琐。正常情况下只要5分钟的事，实验室里要1个小时才能完成。在里面呆长了，会有“高原缺氧”的感觉，一般人都受不了，更何况年近七旬的老人！许多人劝闻玉梅不要进去，她却说：“这是第一手资料，我不能不看！”在实验室里，他们要培养出大量用于实验的病毒液，每天接触的活病毒量难以想象。最多时，每毫升病毒液中的病毒高达1亿个，而他们一做就是几百毫升病毒液！经过19个日夜的苦战，闻玉梅他们终于获得2000毫升的高效价病毒液，滴鼻剂的研究初战告捷。
从战乙肝到抗非典，闻玉梅实验室同病毒的战争从未停止。在一场又一场艰辛的战役里，在一年又一年辛勤的工作中，什么是闻玉梅和她的实验室师生们的动力呢？
记者在实验室看到一本装订精美的厚本子，封面上写着10个火红的大字：“人民的重托，人民的期望。”原来，在这厚厚的大本子里，收集了1998年至2000年寄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封有关希望应用抗原-抗体复合物治疗性疫苗的来信，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及干部，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农村的。信中以深切的语言，叙述了他们饱受病魔折磨之苦，其情其景，催人泪下。
让我们摘录其中一封来自江西省樟树第二中学一位老师的信：
闻教授：您好！
我是一名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我班54名学生中，竟发现了17例乙肝病毒携带者，而且几乎囊括了全班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真令人痛心。17位家长同时找到我，个个都是愁容满面，心力憔悴地问我：“怎么办？……”
当听到乙肝治疗性疫苗即将问世的消息后，他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要我写信告诉您：“我们多少人如今都深陷于深重黑夜之中，伸长脖子，翘首盼望那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啊！乙肝治疗性疫苗，我们在焦急地期待着！”
这是一位老干部用毛笔工工整整写来的信：
尊敬的闻教授：在报端见到您将制成治疗性乙肝疫苗的报道，实感喜从天降，您这是在为全国1亿多人造福！
我是个退休多年的干部，女儿11年前临产时发现肝炎，产后虽注射了疫苗，婴儿仍未幸免，至今母女俩都是“大三阳”。我们翻遍报纸、书籍，多处咨询，仍说是不治之症。您的发明实为我之大幸，我全家之大幸！如果该药还未投入市场，我们志愿当受试者，即便发生意外也无怨无悔！
收到这些来自全国、催人奋进的来信，实验室所有的人都心情沉重，因为闻玉梅主持的治疗性乙肝疫苗历经16年之艰辛，虽已进入临床二期，但迄今仍未能用于大量病人，解除病人之痛苦。闻玉梅把这些来信精心装订后，在“前言”中深情地写道：“愿我全室科研人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治疗乙肝方面继续努力奋斗，为人民解忧，为祖国争光！”
这些信，不正是闻玉梅等不断进取、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动力之源吗？不正是“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的真实写照吗？
恩师情深：玉石奔马和金钥匙
实验室的成果与辉煌也是老一辈科学家们培育的成果。闻玉梅一生遇到了3位难忘的恩师：一位是余贺教授，她研究生期间的启蒙老师；一位是林飞卿教授，教会了她严格治学；还有一位是谢少文教授，教会了她如何发挥创造性思维。
谈起林飞卿教授，闻玉梅不无感慨地说：“她真是一位严师啊！
我一生都感激她！两年里，我的讲稿，她一字一句地修改，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搞研究，极为严格地训练我。比如，做血清稀释时，必须规范，每管只能混匀三次，不能两次，也不能四次，要与机器一样准确无误；挑取菌落时，双肘必须贴桌，对准一个菌落，不许沾边，以免杂菌混入。”“跟林教授学了痢疾菌研究后，林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学得差不多了，应该换师了。”于是，林飞卿把闻玉梅推荐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中科院院士谢少文做“徒弟”。
谢少文教授要求他的学生，每听一场学术报告，必须提问，而且不允许重复别人提过的问题，这就迫使学生必须时时在考虑问题。他还训练闻玉梅打乒乓球，以锻炼其敏捷。“谢老师一生无子女，我又失去父母，他待我像女儿。我非常敬重他！”闻玉梅深情地说，“在他那里，我真正学会了创新。”
闻玉梅非常尊重和怀念她的恩师谢少文和林飞卿两位教授，把两位恩师的赠物——玉石奔马和金钥匙——视为至宝。
在谢少文教授88岁那年，他把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执教50周年时学校赠予他的一对玉石奔马转赠给了闻玉梅，并深情地对她说：“我送你，是对你勤奋刻苦的赞赏；送给你，是要你继续中国微生物学事业。”无独有偶，林飞卿教授也出于对门生的一往情深，将国际友人赠给她的一把镀金钥匙郑重地转赠给闻玉梅，并叮嘱她：“继续打开微生物、免疫学的知识宝库。”
闻玉梅在得到这两件“宝物”后激动地说：“这两件礼物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如有真正合适的接班人，我会将这‘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玉石奔马和‘开启人类知识宝库’的金钥匙传下去。”
义不容辞：培养优秀的“后来者”
闻玉梅常说：“我和同龄美国人无法竞争，但我相信我的学生能！”实验室的教授们经常用四句话作为他们的座右铭并教导学生：“科研的核心是创新，科研的道路是勤奋，科研的态度是求实，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
闻玉梅和她领导的团队在投身科学研究的同时，把为国家培养人才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先后带出了一大批硕士、博士以及博士后等高层次人才，20年来，已毕业硕士研究生24名、博士研究生20名，出站博士后5名；现在有在读研究生34名，在站博士后1名。
在闻玉梅的言传身教之下，实验室的教职员工和研究生都以实验室为家，不计较时间地全力贡献。通过长期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长为优秀的人才。闻玉梅的第一个博士生瞿涤教授，在法国、美国深造多年后毅然举家回国，参加实验室的建设，2003年抗非典期间，瞿涤同闻玉梅一起参与研制灭活病毒的工作，瞿涤不畏生命危险，每天进入P3实验室培养大量活SARS病毒，制备灭活滴鼻剂；现任免疫教研室主任、博导的熊思东也是个有建树的人物，他不畏艰辛，挑起了免疫学教学科研重任；还有2003年初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引进的副教授高谦，今年3月，已被复旦大学破格晋升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说起实验室一手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张德强，闻玉梅赞不绝口：
“如今，实验室的所有仪器他都拿着起，放得下。现在，实验室要引进什么高级仪器，他都很内行，都会把关，我很放心！”谁能想到，当年张德强刚进实验室时，只懂一点仪器，英文说明书都看不懂。闻玉梅就手把手地教：他看仪器，闻玉梅在旁边念英文说明书，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仔细对照，直至全部搞清楚。后来，闻玉梅又要求张德强出国学英语……经多年努力学习，仔细摸索，如今的张德强，已经从电子班毕业，能够独当一面，再也不需要闻玉梅在旁边念英文说明书了。
2003年，病原学专业博士生林旭在导师闻玉梅的指导下写出的论文《乙型肝炎病毒复制性增强的机理研究》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谈到这篇获奖论文时，林旭对他的导师闻玉梅充满了感激之情：“导师给我指明了正确的研究方向。乙型肝炎病毒的研究千头万绪，闻老师以她数十年的研究经验准确地抓住‘病毒复制’这一重点和难点，我的研究也正是以此为突破口，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在做实验的同时，导师还不断加强对我的科学思维、科研能力的训练，并资助我出国参加本专业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等，使我在研究中能站得更高，想得更远。”
“有这么出色的学生，这么优秀的‘后来者’，加上我们不屈不挠的努力，我们一定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闻玉梅充满信心地说。
教育之道：让每个学生都有提高
在谈到人才教育和学生培养时，闻玉梅深有感触：“教育是以人为本的光荣事业。”她告诉记者，每个人都经历过层次不同的教育（从幼儿教育直至研究生教育），教师对每个人的成长都会有较深远的影响。在参与塑造人的过程中，教师面对的是“人”，因此必须“以人为本”，必须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从其个性、素质的不同点出发，因人而异地施教。“我的老师谢少文教授说过的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益，他教导我说，一个老师如果只会教聪明、基础好的学生，他不是一个好教师；能使每个学生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的教师，才是好教师。”
闻玉梅一直不遗余力地践行着恩师的教导。“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做教师就必须具有长期、持续和有目标地培养人才的理念，教师要用心血浇灌学生，培养出爱国、有理想、有创新意识、有真才实学、能团结人的高素质人才。闻玉梅说，培养人才要有长期“作战”
的思想准备，不要期望一蹴而就，有的学生一时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教师不能着急，更不能灰心，持续性是教诲人的必由之路；潜移默化地用自己和周围人的言行去影响学生，最终会有成就的。而一个人的人生观的确立，并非教师施加了影响就能完成，有时教育对象也会令人失望，但从整体上应该看到成绩。
闻玉梅还指出，培养人才要有目标，在这一点上，教师和教练有共同之处，教师要根据每个学生的“弱点”加以培养：对不善于动手者，教师要多给他动手的机会；对不善于表达者，教师要多给他发言的机会。如有个学生，不善言辞，我就有意识地在小组会上让他读报，以训练他的发言能力。“用心血浇灌”不是一句空话，教师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大处着眼，小事着手。
国家需要人才，教师责无旁贷。“虽然目前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我有信心、有耐心、有毅力既做好教师，又向学生们学习他们的长处。”闻玉梅对“教学相长”的未来充满信心。
消磨绚烂归平淡，独步秋风无古今。闻玉梅虽然已取得“步行者”
的辉煌，但她更崇尚长江后浪推前浪，更希望托起明天的太阳：“我们所做的一切仅代表过去，后生可畏，未来是年轻人的；我期待我的学生更加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追上我们，超过我们。我期待着！”（周晔 孙国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