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身挖掘抗衡苦难的精神力量,激发出的是智者创造力的喷薄而出。 ——采访札记
有一种魅力,是那种,生命的张力被演绎得如此厚重和精彩。
初识贾继东是去年。短短二三十分钟的学术采访,留下颇深印象——这是一个有哲学气质的人!我暗忖。这是以往我采访过的人当中少有的。
贾继东简介
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友谊医院肝病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消化病中心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消化病学系副主任。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北京市青联荣誉委员。
兼任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执行委员,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专家组成员等,《中华肝脏病杂志》副主编及国内外多家杂志的编委或审稿专家;亚太地区肝病研究学会(APASL)执行理事,欧洲肝病研究学会(EASL)和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会员。
引子
“的哥”是个大嗓门、性格豪侠的壮汉。车载音响音量拧得山响,不知是谁在唱《冬天里的一把火》。“一把火!”他不时地跟着吼两嗓。严冬里,这一把一把的火,把人烧得热乎乎,何况在这狭小的两人空间里,你没法不面对多话的另一位了——“友谊医院是看病吗?”“不是,看病背什么摄影包!”“噢,是拍医院吧?”“不,是拍一个医生,一个腿有残疾的医生。”“残疾人还能当医生?!”他十二万分地惊讶。“腿有残疾又不影响给人看病!”“的哥”关闭了音响,沉默片刻后缓缓地说:“那一定是个好医生,对病人好,瞧病水平高。嗳,还得是个老大夫。当医生的和律师一样,越老越吃香,有经验了呗。”“你只说对了前一半。他才40出头。”“不容易!不容易!”摆着头,他连连发出啧啧声。
对于贾继东这样一个医生,即使你并不认识他,甚至连他的事迹都不了解,仅一听到他腿有残疾,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就让大多数的我们感慨:这样的医生,让人有什么话说呢?除了赞叹。“在国外,我们经常见到坐轮椅参加学术会议的著名医学专家,这很平常。”这是后来贾继东说的。
一流肝病学专家和乡村营业员
只道是平常的事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就不一定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可以这样认为吗,这其实应该算是你的一个机遇。一个成功人士的路程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有三条是确定的:聪明、勤奋加机遇。机遇有时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是你的残疾,当年你父亲的单位,山东单县那个乡供销社领导接纳了你接班,今天中国将少了一个一流的肝病学专家,多了一个乡村小营业员。
贾继东(以下简称“贾”):对,那是一个机遇。那个时候谁不想招工。人生就是这样,塞翁失马嘛,谁也不愿意失,尽管谁也不知道得的是什么。
记:上了大学后还有什么挫折吗?
贾:还是比较顺。说实在的很有意思,我没有上过一所名牌大学,也没有在最大的医院工作过。然而,济宁医专虽是专科,却是专科里面最好的。我实习的医院是济宁地区人民医院(现更名为济宁市人民医院),那个医院曾是山东省第三人民医院,又是比其他地区级医院要好。很多英语、日语都很好的老大夫、老教授是从省里去的,他们对我影响很大。毕业后分配在单县中心医院,她也不像是那些一般的县医院,历史传承很好,原来为湖西专区医院,那里有不少因政治因素从大城市来的老大夫,他们有学问有本事而且医德高尚。医院图书馆虽然不大,但该有的书都有了;外文影印版教科书、杂志很多,我愿意看,他们就多给我订。直到现在有些市级医院也不一定能做到这些。后来去兰州医学院读硕士,尽管这学校直到现在排名也都不靠前,但是他们的研究生英语教学非常好,我是当时的外教Karina的得意学生之一。
记:你的思维和价值取向总是与众不同。
贾:当然了,那是得怎么看了,是不是。这些都是优势,但是多少人看不到这些,只看到另一面嘛,毕业分配是个小县城、读硕士是在大西北,但是有它独特的优势。就像一瓶水,剩下半瓶,乐观者说,我还有半瓶呢;悲观者说,我只剩半瓶了。说实话,首都医科大学(首医)比起北京大学医学部(北医),某些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当时我也考上了北医的博士研究生,但最后选择了首医;要是去了北医,可能和别人一样,毕业以后就出国了,也许至今还未回来。
记:现在回过头去看怎么样?
贾:当年你知道,我们读研的时代是以出国为唯一出路的。万般皆下品,唯有出国高。能出国是最大的成功。那时,我就和别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我和几个朋友常说,出国不归不一定就是好事。现在看,当时我们是对的。出去的人现在有不少想回来,年龄越大,越想回来,老在人家手下干,心理上肯定受不了。我如果是现在回来,那真是去哪儿找这个好位置呢,因为位子早就被占满了。我关注别人不关注的细节,我也选择了多少人不一样的选择。当然了,这也是受王宝恩教授的影响。
贾继东,44岁,当今国内外最活跃的年轻肝脏病专家之一。
1964年,2岁时,他因脊髓灰质炎致右下肢功能障碍。
和屈辱同在的是刚强
对这个被他视为此生最大的挫折,贾继东的评价是“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有和没有是不一样的。”
目光深邃、面庞清瘦的贾继东,眉宇间两道刀刻般川字纹是他标志性印记,一生的经历仿佛都深深地镌刻在里面。
15岁时,他正读高中一年级即被允许参加1977年的高考而且过了分数线,但因为残疾,未被录取。之前,父亲单位专门照顾职工子女进行的内部招工,因为同样的原因,大门亦向他关闭。歧视、偏见带来的苦痛于健全人是难以体会的。“既然不让咱顶职,就要好好学习。今年高考不录取,明年再努力。只要成绩好,将来总会派上用场。”父母不仅在做人上要求儿子做到完美,而且在学习上也同样要求他做得更好。更重要的是,正直善良又严厉的父亲和追求完美的母亲,在贾继东遭遇人生困顿时,和儿子共同担起构筑重建人生自信的重任。拼命地学,使贾继东在很短时间里掌握了比别人多出好几倍的知识量。1978年的高考,他的成绩超过了本科录取线,可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本科大学还是没有接纳他。不过,第二志愿山东济宁医专向他敞开了大门。30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到贾继东对母校深深的感恩之情。因为命运就是从那一刻发生了逆转,将贾继东引入了一条耀眼的崭新轨道。
记:你曾经为你的残疾沮丧过吗?沮丧到什么程度?
贾:这是一个变化过程。
记:这个变化中,谁或者哪一方面起了什么作用?
贾:我想在上大学之前,沮丧和自卑感都是很强的。
记:这个是不是激励你的动力之一呢?
贾:只能说是之一吧。是潜意识里面的。上了大学以后还是变化很大。这是个世界观塑型期。知识可以改变你的一切。西方几百年前就启蒙了这个东西:人人平等和对人的关爱。在那里残疾人得到很正常的对待。而中国虽然讲究儒家、道家等等,但是没有真正做到这些。所以说我是幸运的,我能上大学,虽然是专科,就很不错了。因为你知道,那时人家不录取你,是一点儿招儿都没有。这得益于社会相对进步。
记:选择医学和你的这个残疾有关系吗?
贾:有关系,肯定的。因为这个专业对我的身体情况没限制,起码从理论上是这样的。
记:到现在为止,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贾:小时候,是父母,教会我自尊自立,对别人关爱宽容;学术上是王宝恩教授。他是一代名家,是他把我带入这个专业领域和学术圈子。在专业学会工作中是庄辉院士,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坚持原则而又虚怀若谷,而且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严格要求、热心扶植、大胆使用。可能有人比我更聪明、更努力,可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核心学术圈内,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说我很幸运。
记:遇到你的恩师王宝恩教授真是你的一大幸运。天时地利人和你都占尽了。
贾:这个真的是这样。
机遇是外因,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回顾和考量那段岁月,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残疾青年奋发攀岩的脚步,其智慧、勇气、视野和胸襟,无不阐释出不凡的高度和厚度。
王宝恩教授:这个人很有才,很刻苦
经历的反差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他的博士生导师、著名内科学专家王宝恩教授回忆说:“他的大学学历不是很高,这我不去管。因为面试发现他业务比较强、英文不错。出身于济宁医专,他的英文决不是在那个课堂上培养出来的,可见他自学能力很强,他脑子好使。聪明是先天的,后天呢,是他的勤奋刻苦。”
上大学前,连英文字母对贾继东都几乎是天书。可读研前,他已经可以读英文专业文献了。即使现在,这样的人也并不多见。在王宝恩教授这里,贾继东获得更多与外面交流的机会,英文水平又获飞跃。不久,导师就给他机会做外宾翻译。后来,他多次在王宝恩教授主持的国际肝病会议上做同声翻译。因为翻得好,反应敏锐,以至于成了业内公认的高水平英文翻译,一有相关活动就找他去。
英语这一重要工具为贾继东在医学专业道路上驰骋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几年里,他攻读了国际上最著名的三大肝脏病学专著,并经常浏览国际上水平最高的自然科学、内科学、胃肠和肝脏病学杂志,紧密跟踪本专业发展前沿。在王教授的率领和指导下,他参与的关于肝纤维化的可逆性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北京市和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发表论文数十篇。
在德国学习期间,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自身免疫性肝炎等非传染性肝病,这些在西方国家研究得很深,但在我国长期未受到重视的疾病引起贾继东研究的兴趣。因为他发现,非病毒性肝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远比以往我国医学界估计得高。通过深入学习国外诊断标准和治疗指南,他认识到过去没有发现的病例可能是漏诊。几年来,他和同事诊断出越来越多的病例,发表相关论文多篇,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可。他还经常应邀出去讲课,非传染性肝病已经成了他的专业特色之一。
王宝恩教授在概括贾继东第二大优点时认为,在当学生时,贾继东就表现出他的知识面宽。加上英文好,他能比较快地掌握国际上的新东西、新动态。他还有一个特别的长处:能很快地将国外这些新东西兼收并蓄,然后简明扼要地排列出一二三,思维敏捷、条理化,让人看得懂听得懂。“非病毒性肝病的工作,他做得很好,在病房用英文讲,院外也讲,他因此被肝病界认可。可见英文这个武器的重要。”“他是个文人,也就是说,他中文也很好。他是参与编写乙型和丙型肝炎指南的4个人之一,负责治疗部分编写。他能够把美国的指南,欧洲、亚太地区肝病学会的指南很快地阅读消化,再写出一个我们国家的治疗指南。在庄辉院士和翁心华教授的主持把关下,他们最后把一个很长的指南缩减到一万字,写得很好,既反映了国际上的进展,也反映了国内的意见。”贾继东得到同行广泛认同,在担任了4年的肝病学会副主委后,于今年初当选主任委员(时为中华医学会同级分会中最年轻的主委)。“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王宝恩教授说。
庄辉院士对贾继东的评价很多地方和王宝恩教授一样。他强调的一点是,贾继东为人正直、平和,他不张扬,尊重老一辈专家。他知识更新快,热心学会工作,办事稳妥周到。他在年轻一代中是很突出的。
王宝恩教授说,贾继东表达能力很强。他的同事和学生说,他的课很受欢迎,字字入耳,每每赢得掌声。“这和我们在这一学科的国内领先地位以及他本人在学术上的优势,还有他的优良学风有很大关系,他从不照本宣科。此外他的幽默是吸引人的一大特点。他在首医担任三个教研室课程,其中医学英语和临床免疫学被指定参加精品课程评选。”人们说,同样的课,贾继东会应邀多次演讲,但每次他都尽量重新整理幻灯片,更新和补充国内外新的信息。
为了感同身受,记者找来一张现场录制的解读《慢性乙肝防治指南》的多媒体光盘。题为《循证医学基本原理及其在临床肝脏病学中的应用》,40分钟的讲演,讲台上的贾继东一气呵成,妙语连珠,纵横捭阖。他思维敏捷、理论严谨、条理清晰、逻辑缜密,仿佛一台操纵词语的机器,瞬间释放,专业和理论术语便挟裹在充满洞彻力的见解中倾泻而出。比如他说,“医学是一门艺术”,“循证医学不是革命口号、不是时尚外衣”,“《指南》不会使你成为名医,但是能避免你成为庸医!”在这样的语境盛宴中领会《指南》,并获得多方面的启悟,不能不说是享受。记者为草根学者易中天、于丹教授等历史学家、文学家的讲演着迷。一个游刃于医界中的科学家口才竟也如此之好!
和贾继东对话,你的感觉是:与智者思想的对接——涉及医学和人文的多个方面,其中暗涌着思辩,充满哲理和智慧的人生感悟。专业学术实践造诣高,且能创造如此语境的人必定学养丰厚——
洞察并穿透“细微”方能高屋建瓴
贾继东说:“虽然我在济宁这么小的地方读书,后来又到一个县城工作了几年,但我一直能看到别人都忽略的东西。”并善于从中汲取营养,为己所用。恰恰是这个优点造就了他的高人一筹。他说从爱看书、会看书中得益多多,尤其是英语书。那种认为“中文的东西还看不完,还看什么英文资料”的论点是不对的。他常常告诉他的学生,拿英语学医学。因为学西医,中国多是从外国引进的,中国总是慢半拍。要看国外最新的教材和杂志,积累知识、经验,学习思维。“内科医生就是这样,只要想提高,是没有人能阻挡你的。”他用航海和航海图的关系来比喻念书和看病的关系:只看病不念书就像一艘没有航海图的船在茫茫无际的海上随波漂流,只念书不看病就像一个人拿着航海图仔细研究却根本不去出海航行。这就是要摆正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他还把视野投向专业以外的地方。很早,他就深谙沟通表达的重要。他注意中文写作的语法、修辞。这些对后来他写论文、改文章、起草指南很有帮助。早在大学时,他就研读过北医王志均教授关于如何写参考文献的文章,“那个年代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不注意科研写作的一些细节方面”;别人很少看《医学与哲学》杂志,他看。从介绍医学史、国际医学教育的背景进展等到国内外名家的访谈中,他参悟到很多专业之外的东西——名家的经历、思维方式、治学方法甚至分析疑难病的思路;文章中介绍的方法学、基本原理,虽然都很零碎,甚至都是细节,他捕捉并吸纳过来,日积月累中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面。贾继东说“我们中国人大多不重视演讲学的知识和技巧。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开始注意这方面了。所以我讲课和做报告一直是比较受欢迎”。这还得益于对英语的钻研和领悟。他说,英语是非常讲究逻辑性的。在一次次为欧美专家做翻译和参加国际会议中,他学习掌握他们逻辑性强的沟通表达和演讲方式。“这些软的、过去或许现在仍没人关注的东西,往往是使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使你在一定水平上前进一步的东西。”别人不知道、不了解的时候,你知道了、了解了,怎能不使你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比别人跑出得更远呢?正因如此,在鲜为人关注的、疑难的非传染性肝病诊治方面,贾继东带领自己的团队,在国内引领前列。
魅力感召
副主任、从美国回来的尤红博士,说起她的大师哥由衷地感佩:“我回来是受了贾主任和王宝恩教授的感召。他们两个的人格都很有魅力。贾主任继承了王院长的不少优点,包括学术学风。”在尤红回来前,贾继东已经为她想了很多,除了回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位置怎么摆,征求她的意见,甚至住房问题也替她从医院争取解决了。对回国人员,贾继东都亲自去机场接。尤令尤红感动的是,自己回国当天正赶上前年北京十一月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雪。雪大得压断了多少大树的枝干。飞机晚点,除了家人外,只有贾继东捧着花去迎接她,等了那么长时间。机场高速路都封闭了,回来的时候也很费劲,可“他的腿脚不好啊!”“他从来都不把自己当残疾人,我们也不感觉他是残疾人。给残疾人发的什么补助,他从不领。”
对下级、学生,贾继东在业务上给予既严格又宽松的指导,为提携他们创造各种机会。让年轻同事感到跟着他干有希望。同时,他也从不排斥外院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同行。每周一,下班后,学生都与他聚在一起,就临床和实验室遇到的难题向他请教。大庆市来的硕士研究生张颖说,在临床上碰到一个比较难的病例,他会让每个人先发表意见,最后他再分析下一步应该怎样做。课题出现难点,他会说,下次你做时我盯着,看到底是哪一步出现问题了。他对培养学生专业英语非常重视。张颖之前不会用英文看文献,他要求他们在看国际最新最先进的东西时,一定要看英文的。分配给学生翻译的文章他都要给改。跟他出门诊能学到很多东西,他诊断的思路清晰,一步一步的,给人很大启发。尤红说,他的那种包容性,就是能够认同不同的意见和见解。有的学生提出了自己想做的选题,与他开始给订的不同,他支持,这是很少见的。在做基因治疗研究的时候,他能够让我按自己的想法做。有个他的学生,因为病历书写出的问题,医院罚他1000元,贾主任说奖罚分明,罚你是因为你犯错误,这钱你掏。但是因为你生活比较困难,罚了你的我个人支援你。贾主任拿自己的700块钱给了这个学生,同时又罚自己1000元。只要出现什么问题,他都是罚自己罚得最多。他就是这样严于律己。
贾继东表示,自己培养研究生是个不断向王宝恩教授学习的过程。王教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寓教于做,就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不能只会读书,要在做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和能力。他在给他的研究生的课题或任务中,还让他们学习写作和演讲的能力。贾继东还反复强调,一定不能学术造假。“我告诉他们,我们可以没有发明,或者是大的发明,但是绝不能造假。人的水平有高有低,但要实事求是,我绝不会逼你们写出达到我的所谓目标的文章。”“在道德水准,为人处事方面,我以自己的言行影响他们。就是不仅教书而且还要育人。如果教出来的人学术水平很高,但是做人不行,或有重大缺陷,这样会影响他的发展,这也不是一个完善的人才。”
贾继东认为,做人最基本的是诚信。对人的宽容和关爱于医生来说尤为重要。他说不管你是学会主任委员还是普通临床医生,从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出发,在人民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帮助他们时,就应该义无反顾、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在解决“乙肝歧视”问题上,他和其他专家一起在多种场合仗义执言、大声疾呼,努力从科学和人文关怀的角度来消除公众和社会对乙肝及患者的误解、恐惧、偏见。明年,他还将继续促进学会和其他兄弟学会联合,在全国组织开展正确认识乙肝,消除歧视偏见的大型活动并继续进行全国性的《指南》推广。为保证学会学术活动独立、公正,他将带领学会采取种种举措规范药厂行为确保学术不受其商业影响。他提出要改革和优化学术会议形式和内容,制定培养肝病学医师的各项措施,如举办高级研讨班,请国外专家讲课。他深感现在一些年轻医生写作水平欠佳,包括逻辑、思路等方面都有待提高;他提倡学术会议上的演讲者严格掌握报告时间,不论新老专家都应遵守。他提出,要通过讲座等,提高临床医生的医学写作水平;提高专家级医师演讲水平等等。另外,循证医学也需要加强培训。其最终目标是按照与国际接轨的方法培养肝病专科医师。
“挂你的号,就是想见见你,和你说说话”
尤、张说,不管是门诊还是住院病人,贾继东在诊断后总是能够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站在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建议病人如何治疗,并且向患者解释为什么这么选择。对门诊病人,最后,还要建议他们可以听第三方意见。他从来不自认为是诊治这类病的权威而否定别人的意见,也不计较别人否定他。在每周两次的出门诊时,贾主任一上午要讲那么多话,可一口水都不喝,他一是没功夫,二是怕上厕所。常常到了中午,挂号室都下班了,他还给没号的患者看病。他老说,病人来一趟不容易。对一些长期随诊的难缠病人,谁都不想接诊,都是把贾主任推出,就能把问题解决。病人喜欢听他的,他讲得清楚。有个患自身免疫性肝病的女病人,心理障碍很大,每次从日本过来找贾主任看病,贾主任给他做很长时间心理疏导工作,也不烦。记者在门诊发现,每个初诊病人看完病,贾继东总是掏出一个磨得很旧的小本子,记下这个病人的联系方式,并向病人解释随访的重要性。
在蔡护士长眼中,贾继东简直就是“灭火器”。住院肝病患者一般病情较重,脾气都比较暴躁。主任就有这个本事,冲他拍着桌子发脾气的,他也能化解掉。他能说到病人和家属从心理上完全接受,从发很大火,到心服口服。一次,一个小研究生,一句不合适的话,家属听到一下就急了,非要把他揪出来打一顿,大家怎么都平息不了,只好请贾主任。他亲自再三再四地去真诚地沟通,事情才算平息。事后,贾主任并不为难这个研究生,而是心平气和,掰开揉碎地告诉他,职业道德的重要。贾主任总是根据病人的病情、经济情况,制定治疗方案或建议,并不厌其烦地和病人进行讨论。很多病人因此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出院或延长了生命。“在这样的医疗环境下,他没有投诉。因为本来他就是从病人角度考虑的,所以他完全能站得住脚!”谈到这点时,贾继东总结认为,没有哪个职业比医生更需要沟通了。现在医患关系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互缺乏信任感、沟通不好。要和患者沟通好,取得他们的信任,就没有摆不平的事。
在医院里,贾继东坚持4天做临床。这对身兼数职,又要做科研和教学的他实属不易。但他认为我们的身份还是医生,这是最基本的,做临床是正常的,不做是不正常的,所以必须给自己这个压力。
记:行医这么苦,烦过吗?
贾:这怎么讲呢,今天早晨交班时我还在讲,这是一种职业角色。每个人都要在社会上扮演一种角色。而且总的来说,我们扮演的还是正面的,尽管比较艰苦,工资不高,职业环境又这么复杂,甚至是险峻。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
记:最感动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贾:就是病人对你的信任吧。有的病人为看我的门诊,4点多,甚至头天晚上就来挂号。有个病人,我对他说,你复查看普通门诊就行了,号好挂,还便宜,不用这样排长队。他说,我挂你的号就是为了见见你,和你说说话。社会上的说法,说医生都收病人的红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从来没有收过。有个病人真的很穷,为了挂上号要起很早,打车过来,很贵。我说你别打车了,你就坐长途班车,12点前来,我给你看,这样可以给她省100多块打车费。她最后一次来,带来了两把香椿,是从自己家里树上摘的。说实话,谁愿意要病人的东西啊,尤其是乙肝病人,虽然都知道乙肝的传播途径不是消化道。但我挺感动的,我收下了而且吃了。我有两个新疆小病人,其中一个现在已上了大学,至今逢年过节就会寄个包裹,里面是并不值钱的干果啊什么的,但我相信他们是真诚的。这些都让我感觉到做医生的价值和自豪。
作为记者,我常常想,在中国200万医生中,我们缺的不是“医匠”。少的是像王宝恩教授一样重量级的大师。认识并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医学创新发展才可能尽快跻身世界前列。培养出贾继东这样的人才能为我们带来多少启迪呢?
当古典音乐邂逅乡村学子
贾继东是个学养多元的人。像学习医学、英语一样,美好的东西,一旦热爱他会十分投入地钻进去。如果说业余他曾喜欢过摄影,还曾买书研读过;也曾对烹调感过兴趣的话,都无甚奇怪。令人惊诧的是,他现在唯一保留的爱好是古典音乐,且到了痴迷程度!这使同样喜爱古典音乐的我多次向他发出疑问。
正如友谊医院一名直筒子性格的老教授说的,“不对啊,从你的经历来看,你从农村来的,没有机会接触这个啊!” 其实,如同学习英语的经历,贾继东从上大学时才通过一些杂志和广播接触和了解到音乐,并喜欢上古典音乐的,正如他表述的是“一见钟情”。尽管“那时我还不能分清民乐和交响乐。人家说这是民乐,我就问你怎么知道的。我那时甚至也分不清二胡和小提琴的声音。”后来接触多了,比较系统地收集音乐资料是从他读硕士时开始。兰州是省会城市,在外文书店有很多进口原版磁带。他有两样东西舍得买,一是书,一是原版磁带。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古典时期的贝多芬开始,至今仅其全套九部交响曲,贾继东就收集了四种最著名的版本的原版CD。“古典音乐才是真正的音乐,听了古典音乐再听别的,就觉得太浮浅了。”随着年龄的变化,他喜欢的作曲家扩展到浪漫时期和现代时期的马勒、门德尔松、德沃夏克、柴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现在又喜欢莫扎特和巴洛克时期的巴赫,“可能是老了,又回到过去,因为他俩的音乐是纯音乐,有着古典音乐的美,从里面我得到了安宁。浪漫时期音乐,可能给我带来一些激情和思考……”这些作曲家几乎囊括了古典音乐各个时期主要作曲家的代表人物。“嗳,我也是附庸风雅吧!”他经常自嘲地调侃。当他分析作曲家的特点时,对他们的熟悉程度令很早就热爱古典音乐的我也自叹弗如。在德国,这个古典音乐和古典哲学的故乡,两年里,贾继东更是如鱼得水。他不惜以一周的伙食费为代价,换取一张最便宜的世界著名的柏林爱乐交响乐团音乐会门票。周末,他常去的地方是音乐书店,收集各个时期作曲家各个版本原版CD,以致回国时皮鞋都扔了,却带回来两箱子CD。“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喜欢收藏这些吧。”谈话中,他为终于买到寻觅已久的某个版本原版CD,或遇到因某种原因而打折的原版CD而津津乐道。他说,有空,占用时间最多的地方是音乐书店,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出国。
在贾继东的家里,属于他的那个房间里,书架上医学、音乐书籍和CD平分秋色。地上的架子上则插满CD。带上专用的手套,他小心翼翼地拧开他价值不菲的音响,“这是我家唯一值钱的东西”。放入莫扎特的一张CD,《降E大调第39交响曲》奏出舒缓的旋律。今年一年全球都在纪念音乐巨人莫扎特诞辰250周年,一位中国著名作曲家在巨人的家乡萨尔斯堡说:“他的音乐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像一种织得非常精细的彩色地毯,非常棒。”有趣的是,眼下,我们这位医学专家正坐在他斑斓的红地毯上,戴着从德国带回,同样价值不菲的SENHEISER牌耳机,沉浸在莫扎特的音乐世界里。由此带给他的安宁,让人触摸到这个我一直以为“很强势”的人,心灵最柔软的地方。
在科学的理性与音乐的感性间,宇宙与生命的感悟是相通、相融的。因为医学与音乐共同关注的落脚点都是“以人为本”——为人的身心疗伤、心灵带来抚慰、意志带来激励……音乐总是在不断地诠释人生。科学家沉浸在二者的对接中,必定会对科学带来旁悟。这可能解惑了,为何这位医学科学家一旦“中途”与高雅音乐遭遇,立刻被迷得物我两忘,我想。
近闻,中科院院士、地质学家许靖华先生曾以数学方法研究音乐,而莫扎特一直是他的最爱。日前许院士出版了对莫扎特的研究心得。也许,才气横溢的医学专家该以医学方法研究音乐,也未可知吧!反正,我期待着。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我们所拥有的比我们失去的多!
文并未署名图片摄影 郝新平
封面图片摄影 徐 飞
录音文字记录 许 倩
后记 本文写毕,掩卷长思。贾继东,一个很理性的人,同时又不乏感性。在他的强势性格下面,却又涌动着宁静的暖流。他一面是救赎生灵的“传教士”,一面是指挥理论、思想、观点和词藻,运筹帷幄的“将领”;他既是学科的领跑者,又是长辈、同事和学生眼中的好晚辈、好兄长和好师长。他是古典音乐的皈依者、是亲人朋友病人的亲朋好友……他充满哲理的人生,像一本打开的书,让读他的人回味。
他头脑中每天都在发动着怎样的思维呢——永远是那样地与众不同!他是什么人?他简直就是精灵!
我找到贾继东对我说的这样一段话: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是世界是不完美的,为了追求完美,可能会把已经做好的事做糟。我希望自己做的,不是当院士、主任委员这些。而是从临床上讲,除了病毒性肝炎,我现在掌握了20种肝病。但是欧美专家说要会掌握50种肝病才能运用自如啊,那我就会觉得不足,这个我还没有达到。后面那二三十种肝病很难掌握,这就很难使你达到完美境界了。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但毕竟没有像老一辈那样经过系统、规范和严格的发达国家式的临床训练,这不能不说是缺憾。有些事情是你经过努力可以做得到的,有些是做不到的,因为那还需要一些客观条件。开始时,我的心态是比较焦虑的,现在是有个基本的紧迫感,但不能急功近利。只要我有目标,我一步一步向前走就行了,虽然我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有能力向那个方向前进。
其实,贾继东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过程中,只是为了朝着一个目标走,那就是尽己所能做一个离完美更近的、救助生命的临床医生。仅此而已。
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