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月30日起，国家人事部和卫生部在各自网站上发布《公务员录取体检通用标准（试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而修改这一标准的背景是：2003年4月，浙江大学应届毕业生周一超因被查出“小三阳”而被拒于公务员门外。同年11月，安徽芜湖市考生张先著参加公务员考试名列第一，但同样因“小三阳”被淘汰。8月31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指出，民间诉求从基层上传
至政府最高层，民意正成为“第一推动力”。
政府应当时刻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民意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决定力量，这应当成为政府合法性存在的前提。SARS以后，孙志刚案以来，在一些公共生活领域，我们都切实感到了这样的一种基于民主政治的转变。但是就修改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而言，我们在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权利回归感到庆幸，因国家机关积极回应民意的做法感到欣慰的同时，又不禁想到，我们是不是也回避了什么？
我指的是在去年11月20日，1611位公民就全国31省区市公务员录用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规定，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法制办提起违宪审查建议一事。在去年11月26日《新京报》上，一位名叫小谷子的建议书起草人这样说道：“到今天这个时候，呼吁违宪审查是一块不得不啃的骨头了。”然而事实证明，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的修改，并不是启动违宪审查的机制的结果。那没有被“啃”动的或被回避了的，是违宪审查机制。
在这一点上，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的修改与孙志刚案后收容遣送条例的废止，似乎没有两样：政府都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回应民意的诉求，及时对相关法规做出修改，然而却又无一例外地回避了违宪审查机制的启动。而这种回避，恰恰回避了公民提请违宪审查的真正目的。正如孙志刚案中公民建议书的执笔人之一许志永博士所说的：他们提交这份建议书的目的在于，“促进我国违宪审查机制的有效建立。”
我们为什么更看重违宪审查机制启动与否？因为，一种基于宪法原则的法律自我纠错功能，远比对于某一项具体法律条文的修修补补要重要得多。更因为，违宪审查作为我国宪法赋予的一项职能，那么健全相关制度，并在应当启动的时候予以启动，更能彰显宪法的权威性。还因为，宪法是保护我们基本权利的最后防身手段，违宪审查机制可以保证法律正义得以体现，公民的这种最后防身手段“看得见，摸得着”。
当然，“回避”并不意味着放弃。在一定程度上，“回避”是因为相关制度不健全。在我国，虽然宪法对违宪审查作出了规定，但仍缺乏程序及制度保障。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在今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成立了法规审查备案室，其职责就在于审查下位法和上位法，尤其是宪法的冲突和抵触。尽管有专家指出，这一部门还是不能完全承担起违宪审查的重任，但我们却有理由相信，对一个正走在宪政大道上的国家而言，随着公民权利以及宪法意识的觉醒，包括违宪审查在内的宪法机制的完善，应为时不远。
我们有权利呼唤善良、人道、正义的法律，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讲求法治的时代，不论是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还是对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的修改，都表明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关注那些一时被“回避”的东西，不仅在于我们对于公民权利的深切关注，更在于我们今天所处法治社会的信任与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