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得到一份工作，希望别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昨天下午，刚刚在成都参加完一个有关乙肝科普宣传活动的中国乙肝维权第一人张先著，在临上火车奔赴北京前感叹，自己打完“乙肝歧视第一案”后，找工作仍然是个大难题。
10月25日，张先著应成都一家学校的邀请，前来参加一个有关于乙肝方面的科普宣传活动。本打算在活动结束后，在成都呆一阵子，可就在昨天，他突然接到中央电视台邀请其做专题采访的电话，所以不得不提前离开成都。
昨日下午他临上火车前，在成都火车北站的候车厅，率先报道“乙肝歧视案”的本报记者以“老朋友”的身份，与他进行了短暂的交谈。
“特殊”身份一暴露，工作就没戏(小)
今年6月，打完那场引起全国关注的官司后，张先著一度“失踪”，他去了哪里呢？有些啥遭遇？“我当时在朋友的介绍下，到广东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在一家公司里，张先著当上了销售员。“虽然以前没有到过广东，可公司里的员工一见到我都感到很面熟。”张先著苦笑着说出他成为一个尴尬“名人”之后的感觉。仅仅上了8天班，公司老板就知道了他的身份。于是，因“普通话讲得不好”，张先著失业了。随后，他又先后找了几家单位，但均因他“特殊”的身份被拒之门外。
“其实我很希望别人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有一个证明自己的平台。”谈起找工作的经历时，张先著感到很无奈。由于别人对乙肝的恐惧，作为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要想不隐瞒自己的病情而找到一份工作，似乎并不容易。
“我曾经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时候，主动问公司里的员工，‘你认识我吗’？”结果，得知张先著的情况后，他很快“下岗”了，“如果老板不辞退我的话，其他员工肯定要闹；除非老板在招我的时候就决定为我保留隐私，否则……”但他不想这么做，所以在别人不知情的时候，他会主动提醒别人自己特殊“身份”。对于这些，张先著感叹道：“在打完官司进入社会后，感到做人难，做一个携带乙肝病毒的人更难。”
有关打官司的动机的问题，概不回答(小)
“这场官司自始自终，都有人很不理解我的行为。”张先著说，始终都有人在怀疑他打官司的动机。
“解释得太多，就不想解释了。”他告诉记者，现在别人问他3个问题，他是不会回答的：为什么要打官司？官司打赢了为何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为何不考公务员？
在张先著看来，利用“乙肝歧视”第一案产生的名人效应去赚钱，是不道德的。此前有药商找到他，希望他作为某种肝病药物的代言人，但被他断然拒绝。
维权可以，但你得想好各种后果(小)
昨日下午，成都有4名乙肝患者前往车站，为张先著送行。“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职业，但我们都是同病相怜的战友。”这几位朋友都没有说自己的名字，而以网名相称。
“你采访一下他，他刚刚被单位辞退。”张先著将一位网名叫“阿毛”的网友介绍给记者。“阿毛”今年才从某军工院校毕业，是学电子专业的研究生，曾被成都一家电子重点企业录用，但半个月后，“阿毛”被查出是乙肝患者，因此他被单位辞退。
当得知“阿毛”准备将单位告上法庭时，张先著以自己打官司的经验说：“打官司很简单，但是你必须想清楚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不然，你很难承受由此产生的各种议论。”
政府给了我们就业机会，这就够了(小)
张先著说，刚开始他并没有想到要打这场官司，后来在一些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鼓励下他第一个站了出来，成为了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代言人。
谈及那场“乙肝歧视”官司，张先著说，它最大的作用是乙肝患者受歧视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人大代表、媒体、医生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家也开始重视起这个问题。这之后，有些地方已经在修改新的公务员体检标准，比如贵州就不再限制大小三阳。国家也在酝酿出台统一的《国家公务员体检标准》，也将进一步放宽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公务员就业限制”。“这就意味着政府已经承认我们拥有了公平的就业机会，维权的目的已经达到。”张先著说。 本报记者 周牧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