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频道 策划：苏会志 采写：邵信芳 编辑／制作：李松
据8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第一个为71名因父母患艾滋病而致孤的儿童举办的夏令营，原计划8月10日在北京开营。但在北京寻找住宿接待单位时，却遭到40多家学校、招待所和宾馆的拒绝。
“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原告答记者问
像这样的歧视事件只不过是无数歧视事件中的沧海一粟。事实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也不管我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早已在有意无意地歧视别人了。然而，大多数人可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歧视别人，而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利歧视别人？
除了上述事例中的对艾滋病等疾病的歧视之外，城市对农村的歧视、“强势”对“弱势”的歧视、不同职业和行业之间的歧视、男女之间的歧视，甚至还有规则、制度的歧视等等，都已经大量附着在社会细胞之中。
５４岁的老工人童康健，是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局一元环卫所的一名清洁工，尽管他从１９８１年进单位到现在，干了２４年清洁工，是所里屈指可数的老资格，可还是个临时工。像童师傅这样的临时工，在整个武汉市１．５万多名环卫工人中，近９０００人。由于临时工身份，他们待遇上比正式工就差了一大截，干一样的活，正式工每月拿１０００多元，可临时工每月拿４００多元；年终福利，正式工拿７００元，临时工只有三四百元，分米分油，临时工是正式工的一半，就连加班工资临时工也只能拿到正式工的一半。他们没签过任何合同，几乎不敢想退休金，更别提给上社会保险了。（８月５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遭遇恐怕无数当过临时工的人都再熟悉没有了，而形形色色的用人单位却从来都是用“体制说”来作为不实行同工同酬的挡箭牌，其中的用工歧视更是被深深地掩盖了很多年。
歧视农民工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在有些地方、有些场合，歧视农民工甚至成了社会常态。当一个农民工站在我们旁边时，总会有人刻意地同他保持距离或者大声呵斥或者因为他身上的难闻的气味而掩住口鼻。甚至还有人这样说：“这车上怎么有这么多民工，我再也不坐这车了！”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受着城市人的歧视，而他们的下一代也没有从歧视中幸免。某大学学生深入当地农民工聚集地，就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48%的外来孩子最渴望能得到与当地孩子同等的待遇，他们在学校里常常感觉自己是一个异类，这使他们缺乏自信；73%的外来孩子成绩中等偏下，他们幼小的心灵承受着家庭经济压力和来自社会的压力，地域差别与成绩不理想的现状使他们在学校里更多地选择沉默和独处。
拒绝歧视 40万自考生展开维权
对农民工的歧视只不过是城市对农村歧视的一个典型证据而已，它决不是全部。只要你是从农村来的，或者你是从小地方来的，不管你是不是农民工，你都有足够多的机会获得像“老农”、“乡下人”、“乡巴佬”、之类带有歧视性的称呼。
性别歧视是一种历史更悠久的歧视。从很久以前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再到现如今的求职困难、同工不同酬、不同龄退休，甚至家庭暴力以及男女婴出生比例失调等等，都无不表明女性几乎从出生直到死亡都很难真正地远离歧视。
有作者在其文中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歧视非“刻意为之”，而是具有“自发”的性质———它的衍生，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矛盾纠缠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社会道德扭曲而产生的“轻视”心态所致。这种歧视大量弥漫，已经严重地侵蚀了社会的肌体，而具有了“恶”的性质，因而它是不道德的。
四处弥漫的歧视是一种古已有之，源远流长的顽疾。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随着人类社会的消亡而消亡。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和文人等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歧视、人人平等的社会作过种种天才美妙的设想。然而，在残酷现实的巨大压力下，那种心造的乌托邦很快便随着他们改革的失败而轰然倒塌。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依然是有剥削、有压迫、有歧视、不平等的社会。
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
歧视之所以能够如此旷日持久地流行，恐怕同人类本性中的某些东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女性求职者何时不再受歧视？
有一位社会学者说：“人是一种会骄傲的动物。而只要世界上有两个以上的人，就会有智力、体力、能力、财力等方面的高下之分。而一点点微弱的比较优势就可以使一部分人建立起他们的自信和骄傲，并以此作为歧视别人的理由和资本。”
然而与此同时，人类也是很脆弱的的。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邵冰同学说：“人类脆弱到了不得不将从比自己更强大的人那里得到的歧视转嫁给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身上，并在歧视更弱小者的过程中达到一种心里平衡。这样一来，歧视的流行便在所难免了。”
此外，歧视能够如撒旦的顽垒一般牢不可破，社会文化也一直是功勋卓著。
在很长时间里，社会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连续性统治和主宰，男性主宰女性、白人统治少数有色人种、富有者统治贫困者、强大者统治弱小者等等。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始终默许式地宽容对贫困者、弱小者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歧视，甚至身体摧残等。因此，在许多层面，歧视就算不是被文化所认可和鼓励的，那起码也是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文化自身无法消除的。
无怪乎，我们实在是不难发现：躺在后工业文明摇篮里的白人老爷们在谈及有色人种时，脸上总是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坐在豪华办公室里的上司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对必恭必敬的下属颐指气使，可是一见到自己的上司却又立马满脸堆笑，点头哈腰；一没钱，二没能力，三没文化的男子居然还常常把“头发长，见识短”挂在嘴边；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疲于奔命的城市平民，从来都没有给过为城市建设汗流浃背的外来民工真正的尊重；腰缠万贯的富翁看不起月入一两千者的穷酸生活，而这种看不起又被月入一两千者飞快地传递给了下岗工人；街头的乞丐所受到的歧视已经深刻到了使他们忘却自尊的程度……
绝大多数人在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忙不迭地否定：“当然没有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歧视别人。”
某国家级媒体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人生而平等。我从不看不起别人，就是希望别人也不要来看不起我。”
热闹的人才市场总也回避不了就业歧视
国企员工赵利说：“我从不歧视别人，因为我觉得自己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歧视别人也是需要一点资本的吧！”
考研也有歧视
家境优越且自己也收入丰厚的公司职员王林说：“我也觉得看不起别人是不对的，但是我每次一看到那些脏兮兮的民工我就难受。他们大包小包、拖儿带女的，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把那里弄得又脏又乱，我实在是受不了！”
一位在读硕士生邵某认为：“原则上说，我们没有权利歧视别人，尤其是那些因为家庭出生、意外变故、身体残废、疾病等不可抗拒的原因而处于劣势的人。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尊严踩在脚底下，那就另当别论了。还有一些人，灵魂龌龊、行为肮脏，他们理当遭到应有的唾弃。”
年逾花甲的孤寡老人李甲说：“那些看不起别人的人，大抵是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受穷，永远不会得病，永远不会潦倒、永远会春风得意。他们真幼稚。”
当歧视已经大规模、长时期存在的时候，再问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不管我们有没有权利这样做，也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都已经在这样做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应对歧视或许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从人类意识到歧视那一刻起，反对歧视的愿望便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这种愿望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得到了此起彼伏的回响。无数次的运动，无数次的游行示威，甚至无数次的战斗都无不印证着人类反对歧视的决心。
歧视本来更多的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是由于道德约束力的局限性，人们已经开始向法律求助。
日前，武汉的一家法院在审理一起劳动纠纷案件中，除判决被告公司补偿原告经济损失外，还对原告歧视被告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并将“对其歧视行为予以谴责”的话语写入了法院的判决书中。法院的这种做法，可能引起争议，但也是一种颇有新意的实践。
各种反对就业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疾病歧视等的专项性、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实施也早已走进了人们的期待视野。
此外，认识一下歧视别人的后果也很重要。
看过马加爵的“忏悔书”的人都会认识到马加爵的另一面——一个在环境中深感屈辱的人，一个因为贫困而备受歧视的人。他写道：“……我这段时间想得最多的，是从前的生活，很美好，很自由。”“平时与同学的交往还是挺多的，很少闹矛盾、发生口角”。“我们班……农村来的差不多占一半。我也不算贫困嘛……我没有因为来自农村而感到难过，没有什么别人看不起的感觉”。 “成长中没什么特别的经历对我造成伤害”。
以恶抗恶固然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一个人在忍无可忍，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却很可能会选择这条路。
不管人们对马加爵的犯罪作出怎样的解释，也不管他最终受到了怎样严厉的惩罚，我们没有想到，而那些死者到死都没有想到，人们居然还要为歧视别人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