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在干细胞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本报驻京记者 李虎军
干细胞研究的亚洲机遇
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的干细胞研究对西方构成了现实的挑战，但率先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是韩国人。有研究人员认为，要赶上国际前沿，中国必须整合各种资源。
最后的稻草
干细胞移植？乍听上去，颇有几分神秘。“其实就像打针一样。”来自青海的王女士说。
两年前，王女士不幸患上了和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一样的绝症：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
运动神经元疾病患者又被称为“渐冻人”。和其他ALS患者一样，王女士的神经肌肉开始萎缩，手脚无力，吞咽也变得困难。ALS患者最后常常因呼吸麻痹而死亡，而且约有半数人在发病后3年内死亡，极少数人能存活30年以上。
科学界至今没能弄清ALS发病的原因，也没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王女士曾经到上海一家著名医院就诊，医院给她开出了“力如肽”——目前惟一获得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运动神经元疾病的药物。不过，王女士每个月花掉好几千元药费后，效果却并不怎么明显。毕竟这种药物只能延缓病程，不能改善症状，更谈不上治愈疾病。后来，她和家人从报纸和网络上看到了有关武警总医院开展神经干细胞移植的宣传报道。
“我们想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王女士的女儿说。
想抓住干细胞治疗这根稻草的，还有“超人”的饰演者克利斯托弗·里夫。
干细胞是尚未发育成熟的细胞，它具有再生为各种组织器官的潜能。科学家称，干细胞从理论上讲可以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例如利用神经干细胞治疗帕金森氏症、老年性痴呆、运动神经元疾病和脊髓损伤，利用胰腺干细胞治疗糖尿病，利用肝脏干细胞治疗慢性肝炎等。
1995年，里夫不幸坠马，脊髓受损而致瘫。此后，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干细胞“信徒”，四处游说人们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东方的机遇
包括王女士和里夫在内，许许多多处在绝望边缘的患者热切地期盼着干细胞技术，而各国的科学家也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
干细胞可分为胚胎干细胞和成体干细胞。其中，胚胎干细胞取自早期人类胚胎，由此引发的伦理争议一直不断，许多西方国家对胚胎干细胞研究作出了种种限制，如美国就不允许联邦政府的资金用于胚胎干细胞研究。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的是，由于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冲突不大，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政府对干细胞研究可谓是全力支持。
北京大学干细胞中心的李凌松教授是中国干细胞研究的主要推动者之一。4年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和西方国家在干细胞研究方面处在比较接近的起跑线上，中国最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完成科学上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政府对李凌松等科学家的呼声给予了积极回应。科技部批准的2001年度19个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简称“973”)中，干细胞课题占了两个席位，一项由李凌松领衔，另一项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盛慧珍教授领衔。像这样在同一年度同一领域批准两个973项目的，绝无仅有。中国政府对干细胞研究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而李凌松所在的北京大学干细胞中心自2000年成立以来，除获得科技部的支持外，还从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得到了大量经费。其中，仅北京市在最近3年就投入了1600万元支持干细胞项目。
在亚洲的干细胞研究中，中国的阵容可能最为强大。几年来，干细胞研究的中国之队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进展。
东方国家兴起的干细胞研究引来了西方国家的关注。2004年9月，英国贸易工业部一个专家小组考察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的干细胞研究状况后称，这三个国家的研究人员与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富有才干，经费和设备方面可能也不逊色，给西方的干细胞研究构成了现实挑战。
不过，率先在国际上锋芒毕露的并不是中国科学家，而是一位韩国科学家：汉城国立大学的黄禹锡(参见本版《黄禹锡：杰出的韩国科学家》)。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干细胞研究的确在进步，但与国际上的差距一年比一年大。
这位研究人员还说，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内的研究合作机制不顺畅，很多实验室各自为政，力量比较分散。5月25日，北京大学李凌松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采访时也说，“从技术上讲，从资源上讲，我们比韩国，比其他国家都不差”，“但中国的临床机构和干细胞研究机构往往是分离的，效率非常低。韩国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大的提示，中国必须整合各种有效的资源，这样的话可以大大增加效率，我们就有信心赶上国际前沿”。
黄禹锡也告诉本报记者，他知道“一些中国干细胞研究人员潜力不错”。
临床的困惑
韩国的黄禹锡已经被誉为干细胞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52岁的他希望干细胞技术能够造福于他母亲那一代人，但同时谨慎地表示，这项技术距离临床治疗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在干细胞的临床应用之前，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我们需要进行动物试验。”他对本报记者说。
里夫就没能等到干细胞技术成熟的那一天。尽管美国的胚胎干细胞研究水平领先于世界，但相关研究仅限于动物实验，尚未推进到临床。2004年10月，年仅52岁的里夫无奈地撒手人寰。
不过，干细胞技术的临床实践在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英国贸易工业部那个专家小组在考察报告中说，韩国科学家似乎不那么急于走上临床，而中国很多科学家急切地希望在临床实践得到应用———在中国将实验室技术应用到临床显然比在西方容易得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临床实践就一定违反了伦理或规范。
安沂华即是干细胞技术的临床实践者之一。他在博士后研究期间师从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目前是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神经干细胞室主任兼武警总医院神经干细胞移植科主任。
6月6日，青海的王女士在武警总医院一间稍显陈旧的病房里完成了神经干细胞移植。据安沂华介绍，在王女士之前，武警总医院已经利用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了100多位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脊髓损伤、脑出血、脑外伤等疾病的病人，“大多有明显改善”。
神经干细胞取自流产胎儿，经过若干天的培养后，先后分成四次移植到了王女士体内。医生使用的是“腰椎穿刺蛛网膜下腔注射”的方法，对躺在病床上的病人进行局部麻醉，每次移植只需十多分钟。王女士说，感觉就像是在腰部打针。
四针下来，或者说四次移植下来，王女士花掉了4万多元。现在，王女士的手脚比以前灵活多了，吞咽食物也没有以前困难了。但她不知道这种疗效能够维持多久。王女士说，如果效果确实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几个月后她或许还会再来做移植。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患者接受干细胞移植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例如，王女士的一位ALS病友病情比她来得重，干细胞移植的疗效也比她差了很多。
像武警总医院这样将干细胞技术应用于临床的机构，在国内并不少见，见诸报端的就有北京朝阳医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海军总医院等。此外，各地甚至有一些实力不强的医院也在进行所谓的干细胞移植。
很多研究人员对国内干细胞临床应用的高涨热情普遍表示忧虑。他们认为，且不说流产胎儿的细胞来源等方面是否存在伦理问题，干细胞技术本身是否成熟就非常值得商榷。今年2月，北京宣武医院细胞治疗中心主任张愚教授在《健康报》上发表观点认为：将尚未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所产出的具有相当随机性的细胞直接移植给患者，是难以想象的；已经进行的很多临床实验都没有发现长期疗效；干细胞发挥疗效的同时也存在致瘤的可能性；干细胞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之前，必须首先通过细致的临床前大动物(即猴子)试验。
北京大学干细胞中心和北京科宇公司今年打算在全国建立10家临床合作医院。其征集合作医院的广告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国的干细胞研究和临床应用，目前还没有国家标准。在没有完整、成熟的临床治疗技术体系和方案的情况下开展干细胞临床治疗工作，存在严重的不规范和安全隐患。”值得说明的是，北京大学干细胞中心也是临床实践者之一，至今也累计治疗了100多例病人。
安沂华说：“病人是最实际的，他们希望得到治疗，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职责。干细胞移植之前，我也会给病人交待，移植后也可能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们没有违规，更没有坑害病人。”他还举例说，病人一旦患上ALS，就只能等死，如果能够改善症状，延长病人半年以上的生命，工作就已经很出色了。
一位ALS患者的家属这两年非常关心国内外干细胞研究的进展。他有些无奈地说，目前西方国家大概不会允许这种尚不成熟的干细胞移植开展临床应用，即使是获准做临床试验可能也不会向病人收费，“我们这等于是自己花钱做试验，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得去尝试”。
黄禹锡：杰出的韩国科学家
52岁的黄禹锡已经成为韩国国宝级的人物，最近他又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用病人的皮肤细胞克隆出了与病人基因相符的胚胎干细胞
在韩国媒体眼中，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新闻。
6月8日，韩国联合通讯社播发了这样一则消息：《黄禹锡今赴美出席“干细胞峰会”》。
这则消息说，黄禹锡将于当天下午3时乘大韩航空班机飞往美国洛杉矶，出席6月11日及12日在休斯敦贝勒医学院举行的一场干细胞峰会，并计划于13日回国。黄禹锡此行将乘坐头等舱———就在几天前，大韩航空公司向他提供了今后十年内可免费乘坐头等舱的优惠。
主办此次干细胞峰会的美国遗传学政策研究所(GPI)是一家名头不够响亮的非政府组织，而黄禹锡(Hwang Woo-suk)不过是汉城国立大学的一名教授，韩国联合通讯社却给了他国家领导人一般的报道“待遇”。
52岁的黄禹锡已经成为了韩国的国宝级人物，他的名字出现在韩国的中小学教材之中。因为他的成就，韩国今年专门发行了褒扬干细胞研究的邮票。
2004年2月12日，记者在西雅图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曾经见到过黄禹锡。在那次会议上，黄禹锡向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记者介绍了一个划时代的科学突破：他和同事首次成功地克隆出人类早期胚胎，并从中提取出胚胎干细胞。此前，也有公司或个人宣布克隆出人类胚胎，但只有黄禹锡他们撰写的研究论文通过了同行评议，并且发表在著名的美国《科学》杂志。
今年5月20日，黄禹锡及其同事又在《科学》发表了一项重要成果：他们用病人的皮肤细胞克隆出了与病人基因相符的胚胎干细胞，朝着最终利用病人自身细胞治疗疑难疾病的目标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
在英国伦敦的科学媒体中心接受采访时，黄禹锡对韩国联合通讯社说，如果去年的研究成果是孩童学走路，那么这次取得的成果无异于短跑选手飞奔。他的合作伙伴、美国匹兹堡大学夏腾(Gerald Schatten)则称这是一件“比研制出疫苗和抗生素更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工业革命虽然起源于英国，但当时谁也不知道那是一场革命，如今在韩国首都汉城也许已经发生了能够改变人类历史的生命科学革命。”
在成功克隆出人类胚胎之前，兽医黄禹锡在动物克隆领域早已是捷报频传：1993年培育出韩国第一头“试管牛”；1999年培育出韩国第一头克隆牛；2002年培育出克隆猪；2003年培育出抗疯牛病的克隆牛。
黄禹锡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据《韩国时报》报道，他出生在朝鲜战争后的萧条时期，5岁时父亲病逝，母亲为了养家糊口，替邻居喂养牛群。黄禹锡小时候帮母亲照料生病的牛，并立志成为一名兽医。这个穷苦的农村孩子后来考入汉城国立大学，29岁时获得兽医专业的博士学位。由于导师一年前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在汉城国立大学谋取教职的梦想被击碎。于是，黄禹锡卖掉了惟一的财产———52.8平方米的小户型公寓，买来牛只，着手进行人工授精试验。三年后，他得到了去日本北海道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机会。又过了两年，终于如愿成为汉城国立大学的一名教授。
黄禹锡每年从韩国政府得到相当于约100万美元的经费支持。如今，韩国政府对他的支持力度更是成倍地增加，并计划明年投资2500万美元建设研究大楼。去年，他的支持者建立了一个私人基金会，目前募集资金已经超过100万美元。
不过，他认为自己成功的主要原因既不是充足的经费，也不是非凡的才干，而是他的工作信念。
英国《自然医学》杂志称，黄禹锡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早上4点半起床后，会在韩国传统的公共澡堂里泡上40分钟。他总是最早出现在实验室，最后一个离开，常常工作到深夜。在黄禹锡的实验室，根本没有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概念———实验室里的许多年轻男女没有谈情说爱的时间，只好“内部消化”配为夫妻，似乎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黄禹锡已经成了科学界乃至国际社会的一个香饽饽。多位中国干细胞研究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期待有机会与黄禹锡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另据《威海日报》2004年10月的一则报道，黄禹锡在访问威海时被授予了外籍荣誉市民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