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东飞
据北京晚报6月25日报道，浙江大学学生周一超参加公务员应聘，因体检不合格被取消录取资格后，用尖刀行刺浙江嘉兴市劳动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造成1死1伤的严重后果。在法院审理该案过程中，先后有周一超的老师同学、嘉兴市民、周一超母亲的同事及其街坊邻居等共计429人，分别联名写信给法院要求给周一超留一条生路，同时也好给他绝望中的母亲留一线生的希望。由于此案尚在审理之中，上述“民意”到底会不会对案件产生影响，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笔者认为，无论从法理上还是道理上讲，这些“民意”都不可能让涉嫌杀人的大学生得到一个法外开恩的结局。
首先从法理上讲，“民意”不是法官断案的依据或准绳。关于法律的实施，有两句耳熟能详的准则，那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也是人民法院独立开展审判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具体到周一超涉嫌杀人案件，法官需要审理的是杀人的事实是否存在，罪名能否成立，依据刑法等法律，他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而所谓“民意”要周一超生或死，不应当成为法官判案时考虑的内容。
不错，杀人者可能偿命，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免除死刑。这里所说的“种种原因”必须是法律的规定，如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犯罪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免刑罚，等等，但这其中绝无所谓“民意”的因素。如果一个人罪不当死，而因“民愤极大”而杀之，或者一个人理应获刑，却因“民意”的同情使其逃脱惩罚，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都与依法治国的原则背道而驰。
其次，从道理上讲，这种“说情民意”实质上是一种不完全民意。这些上书到法院的“民意”，其来源大多超不出老师同学、街坊邻居、本地居民的范围，而其说情的依据，也无非是因为周一超是大学生、其母孤苦无依。据说嘉兴学院法律系科研协会接受周一超母亲的委托，对周一超杀人案进行民意调查，调查结论是，83·４%的民众认为，给大学生一条生路，判处死缓，以观后效。这样应一方当事人之邀开展的民意调查，其说服力会有多大呢？
应当承认，说情者的真诚和善意可嘉，但是“民意”要一个人“生”或“死”，更多受感性的冲动所左右，其中所包含的法的理性往往是稀缺的。但是即便暂时抛开“法”不谈，只要全面地想一想，说情的“民意”同样情理不通。这桩案子的受害者中，死者张某系女性，30多岁，身中10多刀。周一超未被录取，是按政策办事的结果，死者何过之有？如果要强调周一超的前程、家庭值得同情，那么30多岁的女性张某难道就没有父母、丈夫、儿女？之所以没有上书法院要求依法惩处凶手的“民意”，是因为人们对法院依法判案有着良好的预期。因此，说情的“民意”并不可靠。
生命可贵，看到一个人被法律剥夺生命，人们都会产生不忍之心。但是法律的公正之处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负之责无人能够轻易逃脱。
编注：该文发在该报“视点”版，原文下面注有“本版文章不代表本报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