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也要学会对病人感恩 ――专访著名肝癌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
内容摘要: 汤钊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外科教授、国际著名肝癌研究学者、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首批院士、小肝癌研究奠基人。照片一旁，汤钊猷留下了注解：“对医生来说，永远要有一种紧迫感，唯有只争朝夕的奋斗，才能造福于病人。
汤钊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外科教授、国际著名肝癌研究学者、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首批院士、小肝癌研究奠基人。现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国际抗癌联盟理事等。 1985年、2006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曾获白求恩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科技功臣、美国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等荣誉
陆敏 摄
采写/本报记者 陈俊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撰的《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口述实录集》即将问世。作为医生代表之一，有着50余年党龄的著名肝癌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汤钊猷院士的奋斗历程被收录其中。
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时，这位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的首批院士之一、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得主，对他所获得的荣誉只字未提。他心里装着的，始终是病人。
他说，医生也要学会对病人感恩，没有病人“生命的信任”，就没有医生的成长和成功。在推进医改的当下，医务人员怀着感恩的心去对待病人，那么，医患关系就不难走向和谐。
今年81岁的汤老，每天上午都会准时出现在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的办公室里。
采访过程中，不时有年轻的医生敲门进来向他请教，汤老总是耐心作答。
谈起自己的从医历程，汤老欣然为记者打开他刚刚出版的摄影集。家人、病人、学生、学术会议，一段段故事历历在目。多年来，手术台下的汤钊猷用他热爱的镜头，记录并诠释着自己的心路历程。
对话，从一张黑白照片开始……
“是病人，成就了我对生命的认知”
●“目睹那些逝去的病人，不仅让我下定决心研究肝癌，更让我在痛苦中体会到生命的意义，而这种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意识，是医德的源泉。 ”
●“病人把生命都交给我了，我能不全心全意吗？还有什么杂念不能排除呢？ ”
在一张摄于上世纪70年代的照片里，清瘦的汤钊猷在台灯下奋笔疾书。他将这张照片命名为“紧迫感”。那是汤钊猷赴肝癌高发区调研的前一晚，他去看望父母，在父母家中赶写材料时所拍。
照片一旁，汤钊猷留下了注解：“对医生来说，永远要有一种紧迫感，唯有只争朝夕的奋斗，才能造福于病人。 ”
这种紧迫感，是病人“逼出来”的。
上世纪60年代，肝癌被视为 “癌中之王”。与其他癌症相比，肝癌有5个“最”：最难发现、最难诊断、最难治疗、发展最快、预后最差。
“癌王”似乎特别“青睐”中国人。全世界因肝癌死亡的病人中竟有一半来自中国。汤钊猷清晰地记得，当时肝癌病人入院后常常是“走着进来，抬着出去”，病房里的哭声不绝于耳。
濒临绝望的不只是病人，还有医生。由于诊疗条件有限，且多数病人就诊时病情已经到了晚期，医生们再怎样努力，往往也很难救活病人，许多医生不愿意再触碰这个大难题。
就在医院里弥漫着对“癌王”的恐惧时，上海中山医院组建了一支“肝癌研究小组”，也就是后来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此时已经在血管外科干了10年，并参与完成世界上第一例游离足趾移植重建手指手术的汤钊猷，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改行！
他决心要闯一闯肝癌这一“癌症禁区”。
那是一个令汤钊猷难以忘记的夜晚。就在短短5分钟内，肝癌病区接连有两位病人突然去世。由于抬尸车不够用，正在值班的汤钊猷只好默默地用一辆推车把两具遗体缓缓地推出病房。
一路推，一路内心阵阵揪痛。
这样的情景不仅在夜里发生，白天也有病人被肝癌夺去生命。做了十几年外科医生的汤钊猷不是没有见过生离死别，只是怎么也料不到悲伤的上演竟如此频繁。
目睹生命的脆弱，汤钊猷攻克“癌王”的决心愈加坚定。
整整5年，他白天忙着在手术台上抢救病人，夜里就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专心查阅有关肝癌的文献。
文献都查遍了，结果却是失望。按照传统理论，只有当病人的腹部摸到肿块、食欲下降、人消瘦、同位素扫描发现占位性病变时，才能确诊为肝癌，但等到确诊时，绝大多数病人都已处于晚期了。所有的文献资料都无法给出更快更早的诊断方法。
汤钊猷急了，他说，与其每天“等病人”，不如主动去“找病人”。 1972年，汤钊猷和同事们前往当时全国肝癌发病率较高的启东进行实地调研。
经过大量走村串户的调查分析，汤钊猷注意到，有一些没有肝癌症状但血液中甲胎蛋白呈阳性的病人，他们在一年内因肝癌的死亡率竟高达80%。一个念头跳了出来：甲胎蛋白对早期肝癌的诊断可能具有重大价值。不过，要证实这一全新的推断，必须对病人实施手术进行验证。
但难题是，当地病人大都觉得自己身体挺好，每天能下地干活，不相信自己有病。终于，一位平时没有任何不适，但甲胎蛋白检测为阳性的农民同意上手术台。手术结果证实了汤钊猷的推测，这位农民确实患了肝癌，癌肿非常小，只有枣子般大。
手术在当地轰动了。老百姓开始相信这批上海来的医生，越来越多的调查和临床实践进一步验证了汤钊猷的推测。大批没有症状的早期肝癌病人，通过甲胎蛋白检测被及时发现和治疗。
一百多年来毫无起色的肝癌研究，终于在汤钊猷和其同事的手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通过验一滴血中的甲胎蛋白，就可以马上对直径小于五厘米的“小肝癌”作出较为准确的诊断。
汤钊猷在他后来撰写的英文著作《亚临床肝癌》中，向全世界阐释了“用甲胎蛋白动态曲线诊断早期肝癌”的方法,并首次提出“小肝癌”这一全新概念。现代肝病学奠基人汉斯·玻伯亲自为这本书作序，他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巨大进展。 ”
不为人所知的是，在没有先进影像技术的条件下，手术中的汤钊猷完全是靠自己的双手去触摸肿瘤的位置。他不是不知道，大多数肝癌患者都有乙肝病史，而且那时还没有乙肝疫苗，在手术中一旦弄破手指就可能被感染。
他和他团队中的许多医生都曾在手术中染上了乙肝。繁重的手术，加上身患乙肝，汤钊猷一下瘦到了90多斤。
“那时候，是‘拼命’的年代，但我的心里觉得很痛快。 ”汤钊猷微笑着说。
他真的是拼了命。
只要听说有救治肝癌病人的方法，他都拿自己当“试验田”。有报道说，卡介苗可以提高免疫功能，汤钊猷就结合中医理论，把卡介苗接种在自己的足三里穴上进行试验。刚种下时，没有出现溃烂，但他知道，只有皮肤烂了才能起效。于是他又吃了补益的中药，结果，腿上溃烂了大半年都没有收口，至今还留着疤。汤钊猷用自己的身体，验证了卡介苗的有效。
“必须要这样拼命吗？ ”记者问。
“病人把生命都交给我了，我能不全心全意吗？还有什么杂念不能排除呢？ ”汤钊猷说：“当年目睹那些逝去的病人，不仅让我下定决心研究肝癌，更让我在痛苦中体会到生命的意义，而这种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意识，是医德的源泉。 ”
没有病人的信任与配合，哪有医术的进步
●“我对病人始终怀着一种非常敬重的心情，我们做医生的也要学会对病人心怀感恩。 ”
●“病人的信任，是医生心头最沉的担子，是最好的安慰，是精神支柱。 ”
每年的大年初一，汤钊猷都会带着肝癌研究所的医生们到病房里给病人们拜年。 40余年，从未间断。“我对病人始终怀着一种非常敬重的心情”，他告诉学生，“我们做医生的也要学会对病人心怀感恩。 ”
在汤钊猷眼中，没有无数病人的“以命相托”，他就不可能实现肝癌治疗领域的一次次突破。他深深感到，只有病人配合医生、信任医生，医生的医术才有机会提升。
1980年的一天，一位肝肿瘤病人慕名找到汤钊猷。在为其检查后，汤钊猷发现病人的肿瘤太大，加上肝硬化，已经无法进行手术切除，只得退而求其次，做“保守性”的肝动脉结扎合并插管化疗。
令汤钊猷和同事们意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病人的肿瘤明显缩小了。他大胆地对缩小后的肿瘤进行了切除，疗效非常好。
这是偶然事件还是必然现象？
汤钊猷立即设计并开展了一系列实验。他欣喜地发现，只要通过积极地综合治疗，大肝癌也有可能“变成”小肝癌，并且被切除。
这一发现，再一次轰动医学界。 “大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因此大大提高。
“病人能平安活下去，就是对医生最大的鼓励和肯定。 ”汤钊猷这样说。
1991年的一天，上海医科大学的礼堂里响起了特别的歌声。那是在汤钊猷组织召开的国际肝癌会议上，30位手术后存活10年以上的肝癌患者站到了台前。他们中有的在出院后顺利地找到工作、结婚、生子，他们把自己的孩子也带上了舞台。
生存期“10年”、“30位”，这两个数字，令在场的600多位国际肝癌专家大为惊讶。要知道在1905至1970年间，全世界生存5年以上的肝癌病人仅有45例。
多年后，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成立40周年时，法国肝移植界鼻祖比斯罗斯向汤钊猷发来贺信，他在信中写到：“这么多年来，让我最难忘的，还是1991年那些病人的大合唱。 ”
时至今日，经汤钊猷诊治后存活时间最长的肝癌病人已达36年。汤钊猷告诉记者：“当年的那个姑娘，出院后结了婚生了女儿，现在连她女儿也已踏上了工作岗位。 ”说到这儿，汤老开怀大笑。
“从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天起，我就立志做个‘好医生’。但‘好医生’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么多年，我一边干一边思索。”汤老对记者说：“年轻时，毛主席曾说‘医生就是要对病人极端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现在看来，不管时代怎么变，这两点都是‘好医生’的应有之义。 ”
几十年来，汤钊猷看病都坚持一个习惯，就是亲自陪病人去做超声检查。他认为，超声检查对肝病医生来说，就好比内科医生的听诊器。因此，他每次都会与超声医生共同研究病人的诊断问题。这样的方法，现在已经成为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全体医生的惯例。
正是这种极端负责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执著，练就了汤钊猷的一对“火眼金睛”。
20年前，一位普通工人在体检中被查出肝部有占位性病变。他怀疑自己得了肝癌，心急如焚，四处求医，但没有人能确诊他究竟得了什么病。有医生提出，让他试试最新的CT检查，但当时的CT机数量太少，患者又多，排队要等上好几个月。
他辗转找到了汤钊猷。汤钊猷仔细看过他的病例后说：“先别担心，三天后再来做一次B超检查。 ”
三天后，病人怎么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汤教授会亲自陪自己去B超室检查。检查结束，汤钊猷的结论令他如释重负：“放心，不是肝癌，是血管瘤。只要按时随访就可以。 ”如今，那位工人已经七十多岁。
这样的故事在汤钊猷的行医生涯中太多太多，他自己或许早已记不清。但他的病人永远不会忘记汤医生的好。
在汤钊猷看来，病人的信任，是医生心头最沉的担子，是最好的安慰，是精神支柱。 “要珍惜，不可辜负。 ”七个字，简洁而有力。
病人，永远是医生“攀登高峰”的动力
●“一名外科医生如果只会开刀，即使开得很好，一辈子最多也只能看几千个病人；但如果他不仅医技精湛，还能在科学研究上有所创新和突破，那就能造福无数病人。 ”
●“无论你的论文在哪里发表，如果病人的疗效没有因此而提高，那论文就是废纸。提高疗效，永远是衡量医生的金标准。 ”
“人的一生不在于做了几件事，而在于做成几件事。 ”熟悉汤钊猷的学生都知道，这是老师的座右铭。
与“癌王”抗争了四十余年，个中艰辛被汤钊猷淡淡地归纳为“两件半事”：第一件，是“小肝癌”的早发现和早治疗；第二件，是把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
“那还有半件呢？ ”记者问。
“半件就是肝癌的复发转移研究。我们研究所已经建立了一个国外迄今为止没有的肝癌转移模型。但是目前，肝癌的复发率还很高，这项研究还要一直进行下去，所以只能说‘半件’。 ”
这“两件半事”，不仅造福了无数肝癌患者，更令中国人对肝癌的研究影响世界。学生们称他是“肝癌斗士”，国外的同行盛赞他是“世界最杰出的肝癌专家”。汤钊猷却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攻克肝癌的目标尚未实现，任重而道远。”
采访前，记者查阅了“钊”和“猷”两个字的含义，前者为“小刀”，后者有“谋划”之意。冥冥之中，竟像是天降使命。
“这只是父亲按家中的辈分所起的名字。”汤钊猷笑着说，“长大后，的确是父亲建议我学医，因为他觉得我很老实，不擅交际，学一门技术，长大了不必求人。”汤钊猷边说边笑着翻开影集，给记者看他童年时的照片。
他的父亲一定没有料到，他眼中的这个老实孩子，不仅学习了一门“不求人”的技术，还造福了那么多肝癌病人，并且亲手带出了一个攻克肝癌的团队。
多年来，汤钊猷陆续培养了60多位学生。在他的带领下，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目前已经形成了由三个梯队组成的强大医、教、研阵容。
“我再能干，也只有一双手，唯有不断地培养人才，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才有可能最终征服癌王。 ”汤钊猷的眼光总是放得那么远。
学生们这样评价他：“他的思想永远领先你一步。当绝大多数人刚爬上3楼的时候，汤钊猷教授已经在18楼上‘观风景’了。 ”
“先人一步，有没有秘诀？ ”记者问。
汤老沉思片刻道：“我想，大概就是要有一点辩证的思维吧。如果当年我一味跟着教科书走，就不会有后来小肝癌的发现。现在，众多肝癌医生们往往忙于学习国外的分子靶向治疗和肝移植等，但有没有人想过这些疗法存在的弊病？ ”
“我这辈子最后还有一道课题，就是研究现有的各种治疗肝癌的方法会不会促进肝癌的转移。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几乎所有旨在消灭肿瘤的治疗方法，都会促进癌的转移，使癌的恶性程度更高。 ”汤钊猷严肃地说：“我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否定现有的肝癌疗法，而是为了早一点发现这些疗法的弊病，这样就能早一点找到对策，早一点让病人获益。 ”
先人一步的思维和不惧风险的创新，是汤钊猷一生不曾停歇的课题。他用自己的行动鼓励学生：“一名外科医生如果只会开刀，即使开得很好，一辈子最多也只能看几千个病人；但如果他不仅医技精湛，还能在科学研究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那就能造福无数病人。 ”
在不断创新的同时，汤钊猷始终坚守的，还有严谨的学风和医风。他说：“严谨，不仅是做学问的基础，在临床上，还意味着拯救一条生命的可能。 ”
他的学生、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副教授王鲁至今保存着汤钊猷对他博士论文的修改稿，密密麻麻，满是红字，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一一修正。
许多年前，汤钊猷的论文也曾被他的老师——我国普外科奠基人沈克非教授同样严格地审改。 “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仔细改了很多遍才交给沈教授，但一周后，文章竟被退了回来，上面满是红字，句句都标有错。我的文中出现了‘大概’二字。沈教授说，科学论文怎么能写‘大概’？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
正是在这般严谨的教育下，汤钊猷所在班级的45名学生中，后来走出了4名院士。“现在，许多医生都很注重写论文。论文的确需要写，但无论你的论文在哪里发表，如果病人的疗效没有因此而提高，那论文就是废纸。提高疗效，永远是衡量医生的金标准。 ”汤钊猷的话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