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院士
刁承湘 廖文武 胡小苹
摘要：介绍了国际著名肝癌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敢于攻克科研禁区的科学精神、“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及教书育人的感人事迹，概述了这位指导出4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生培养的独到见解，表述了他对医学研究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汤钊猷；肝癌；院士；肝癌研究所
作者简介：刁承湘，复旦大学研究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上海研究基地副主任，上海200433；廖文武，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上海研究基地秘书长，上海200433；胡小苹，《上海研究生教育》编辑部工程师，上海200433。
2005年12月23日上午，复旦大学逸夫楼演讲厅正在举行一场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出席“华东地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2005年研讨会”的100多名代表，正聚精会神地聆听汤钊猷院士作“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之我见”的报告。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很快就结束了，但举手提问的代表一个接着一个，汤院士用嘶哑的声音概要精辟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主持会议的复旦大学副校长周鲁卫教授不得不打断大家的提问，他告诉代表们，汤院士是带病为今天的会议作报告的，顿时，会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其中充满了与会代表对这位德高望重的专家的崇高敬意。
汤教授从事肝癌研究近40年，使我国的肝癌诊治和研究水平走向世界前列。他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自1984年担任博士生导师以来，共培养出博士生32人，其中4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他对研究生教育在高等学校中的战略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近年来，他又重视对“医学软件”的研究，先后为研究生、导师、青年医师进行了10多次关于“医学软件”的演讲。翻开记载他医学成就的档案，聆听他一次次关于医学软件的演讲，都会留给我们很多的启迪与思考。
一、他选择了攻克“癌中之王”的艰难道路
汤钊猷教授1954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后留校在中山医院工作，师从我国著名的外科学家崔之义教授和血管外科专家冯友贤教授。导师的辛勤培养和严格要求，加上汤教授的刻苦钻研与勤奋好学，为他以后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59～1968年师从崔、冯两位教授期间，汤教授从事血管外科的临床和实验工作，在几百条狗身上做实验。1962年，他用解剖显微镜加落地架，以顽强的毅力在国内首先开展了显微血管外科工作。有了这个基础，1966年，他与手外科专家杨东岳一起施行游离足趾移植再造拇指成功。应该说，当时汤教授在血管外科已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然而在我国，肝癌是肿瘤中的常见病、高发病，而且被称为 “癌中之王”，汤教授所在的中山医院病房里也收治着大量的肝癌病人。这些病人常常是满怀希望地走进医院，不久就离开人世。汤教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968年，周恩来总理向医务界发出了“攻克癌症”的号召。“解除病人的痛苦是医生的责任，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抱着征服癌症的念头，他毅然放弃了血管外科，投身于征服肝癌的伟业中，从此，他和他的同伴们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肝癌研究之路。
过去权威的教科书上写着：“肝癌的病程是2～5个月。”因此，一个人患了肝癌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而且送进医院的病人已多为肝癌晚期，当时的医师天天在为维持这些病人的生命而疲于奔命。
汤教授不唯书、不唯上，敢于挑战教科书上提出的这一极限。30多年来，他和同事们与肝癌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较量，将全部身心交给了肝癌患者，交给了医学科学的研究。
第一个回合是20世纪70年代，汤教授带领的科研小组发现用测定甲胎蛋白的方法对“健康者”进行普查，证明用甲胎蛋白的动态曲线可诊断出尚无症状的小肝癌，切除小肝癌的患者5年生存率可达60%左右。这是第一次大幅度提高肝癌切除后生存率的重大发展，改变了过去“肝癌是不治之症”的传统观念。该研究成果1979年获得美国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汤教授由此提出了“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亚临床肝癌”的新概念，由他撰写的《亚临床肝癌》一书英文版出版后，震动了世界肿瘤学界。
第二个回合是20世纪80年代，他带领科研小组开始研究对中晚期病人实施导向治疗、介入治疗和综合治疗，使部分不能切除的大肝癌缩小后变成可切除的小肝癌，并加以切除，使这种“缩小后切除”的远期疗效也达到60%以上，为中晚期肝癌病人的治疗开辟了希望之路。这项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第三个回合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汤教授将研究目光敏锐地投向肝癌的复发转移这一世界难题，他组织基础、临床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对肝癌的裸鼠实验模型、复发转移的相关分子，从基因组和蛋白质组水平等方面进行攻关，已获取不少新的知识、技术和成果。在肝癌诊治的临床及研究领域， 汤教授始终站在国内外研究的最前沿。
汤教授用自己30多年的临床与研究实践向世人宣布：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创新是灵魂；创新、实践、毅力是取得成功的法宝，而扎实的基本功、拥有大量知识与信息、科学的辩证思维是保证创新的核心。他以自己的实践不断证明，科学工作者要敢于创第一、敢于在世界上为中国占有一席之地：他1981年主编的《原发性肝癌》是国内第一本肝癌专著；由他主编并且英文出版的《亚临床肝癌》是国际上第一本小肝癌专著；1993年他主编的《现代肿瘤学》是1978年以后国内第一本肿瘤学专著，也是1997年被引用频次最高的医学专著之一，199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由于在肝癌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他连续8年任国际抗癌联盟理事，1990年、1994年任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1986 ～2004年汤教授已主办5届上海国际肝癌肝炎大型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逾4000人。他还应邀担任10本国际杂志编委，任2本亚太区杂志主编。2004年汤教授当选为美国外科学会名誉院士，是我国大陆唯一获此殊荣的专家。美国外科学会主席POLK在介绍汤教授时说：“上海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一位世界公认的肝癌专家，他在实验研究和外科临床的贡献极大丰富了对肝癌的基础知识并提高了临床疗效。”
汤教授成功了！他给肝癌病人带来了福音，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他为医学科学作出了贡献！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他“严谨进取，放眼世界”的科学态度，他认为“成功是建立在认真、及时、优质地完成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任务的基础上的” 。这是他几十年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后辈的寄语。
二、他提倡“以人为本”的医学教育思想，他要写一本关于“医学软件”的书
汤教授是肝癌研究方面国际公认的专家，他对医学教育、人文精神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汤教授认为，在医学教育中要重视人文精神。医学教育培养的学生将来是为病人服务的，医生对病人需要人文关怀。其他事情出了错还有改正的机会，而医生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一旦发生错误，导致了不该发生的严重结果，连纠错的机会都没有。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因此医生的责任重如泰山。同样，在医学科研中也需要人文精神。他说：“病人是人，我们不能将病人当作学习知识的工具，更不能将病人当作科研的试验品。因此，我们的医学科学研究，很多都需要建立动物模型，在动物身上做试验，有了对病人有用的实验结果，还得经过一系列的试验，有把握了才能用于临床。”“医学科研周期长，来不得半点虚假，这都是医学科研工作中的人文精神。”汤教授认为，现在在中国医学教育和医疗工作中，硬件大为改善，但“软件”还要跟上，他因此要写一本关于“医学软件”的书。
在这本书中，他除了要阐明医学中的人文精神外，还要论述医学的辩证思维。比如，有许多疾病过去是很难诊断的，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变得容易诊断了，这是从难到易的辩证转化。再如，人们以前都认为，小的肝癌会慢慢长大，长到一定程度，就无法手术切除了，但现在通过研究发现，综合治疗后大肝癌可慢慢缩小，从不能切除变成可以切除，这就是大小之间的转化。汤教授认为，作为医生如果没有辩证思维，就不能做个好医生，就无法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在这本书中，他还要探讨“技术与学术”的问题。他认为，作为医生，固然需要高超的技术，但现在不少医生整天忙着开刀、看病，甚至周末也要出去做手术，很少重视学术研究，这样下去，医生只能成为一个开刀匠和看病的郎中，难以前进，更不能创新，21世纪的医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技术是医术的基础，学术是医术的灵魂，而创新又是学术的灵魂，对解决病人的疾苦有利，对提高我国的学术声誉有利。汤院士对学术界的浮躁作风、弄虚作假甚为担忧，他认为学术一旦失去其真实性和科学性就成了伪科学，其危害极大。
在这本书中，他还要论述如何用“三个代表”的思想来培育青年医生和研究生、大学生。他认为，我们应该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自觉地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求我们的医生、医学学生要有高超的医术，要奋发学习，重视科研，不断创新。“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求我们要有高尚的医德，医德医风是医生做人的根本，科研道德和科研作风是科研人员的灵魂，我们今天还得提倡向白求恩学习，在科研工作中还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求我们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要待病人如亲人，对病人极端负责任，从病人最大的利益出发，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他希望青年人、研究生要树立为振兴中华大业勇于献身的精神。
在这本书中，他还将系统地论述学科建设、师资梯队建设在高等学校中、在医院中的战略地位，他认为这是“软实力建设”。我们现在都强调将大学建成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其关键是要有一流的学科、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成果，而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才，有了人才才能建设好学科，出得了成果，学科带头人则是关键的关键。汤教授将学科带头人的基本素质概括为七个方面：有很强的事业心，有扎实的基本功，有创新精神，有力争第一的勇气，能善处逆境，善于团结他人，具有健壮的体魄。而所有这些素质，都是长期艰辛磨炼的结果。
三、他对研究生严格要求、大胆放手、鼓励创新，期盼学生“青出于蓝而早胜于蓝”
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汤教授共培养研究生51人，其中已毕业博士生32人。在他看来，对国家来说，博士生是振兴中华的战略力量，是我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方面；对一所重点大学来说，博士生是高层次师资的重要来源，是出科技成果的重要力量，是促进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因此，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内容，国内外著名大学无不将博士生培养置于重要位置。
汤钊猷教授认为，人一生中如有重大科技创新，通常也就是1～2项，而取得重大创新成果多是在30岁前后，比如Watson发现DNA双螺旋时，年仅25岁。博士生正处于这个年龄段，是一个最富创新精神的群体，他们很少有保守思想，又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博士生毕业时，往往是他们有重大发现的前夕。因此，他对博士生要求严格、大胆放手、鼓励创新。他总结出如下几点博士生培养的基本经验。
1.抓严谨学风
在治学严谨方面，汤教授堪称表率。他抓学生的学风是严谨再严谨，年过七旬的他，临床、科研、外事及社会活动繁忙，但仍挤出时间，投入大量精力为研究生修改论文。这里是他为一位博士生修改论文的摘录：“××：我在2004年11月21日所提的修改意见，很多都没有改进去(接着列举了多处未修改的内容——笔者注，这里从略)，这些在修改稿中还是没有看到。另外，图表在文中的位置要注明，这些都是属于基本功的问题。此稿也没有加。……我可是开夜车帮你改的。你不认真，我又何必认真呢？汤2004年12月4日深夜。”该生拿到汤老师的意见，很受震动，再次修改了论文。汤教授很快又对全文进行修改，提出了如下书面意见：“××：总的不错，资料丰富，但最好再改一下。①博士论文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作品，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首先是科学性但也要重视艺术性。最后如逻辑性……文字的精炼，文章的引人入胜，用词过头也容易引起反感。②题目是最重要的，要画龙点睛。我加了副题是希望更突出新发现，……。③摘要是最重要的部分，摘要中的结论尤其重要，要反复推敲、修改。……”经汤教授多次修改，该生的博士论文发表于影响因子为5.5的Proteomics杂志上。一位博士生的一篇学位论文2005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仅是题目，汤教授就改了3次，全文修改了7～8次，论文完成后又要求学生补做裸鼠实验达一年多。汤教授对每位学生的论文都精心修改，大到论文的整体思想、题目、摘要、结构，小到标点符号、错别字、格式等，常修改6～7遍之多，学生们都受益匪浅。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还体现在细微小事上，就拿开会来说，尽管事务繁忙，但无论是主持会议还是参加会议，他总是准时到达，他的学生也因此养成了守时的好习惯。
2.抓研究方向
汤教授要求博士生在广泛阅读文献的基础上，由博士生自行思考在导师的研究领域内选定研究方向，确定研究课题。他认为，研究方向要考虑连续性，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每10年定一个研究方向，由多名博士生分阶段连续完成，形成特色，既能带动全局，又能出大的成果。为此，他在与学生讨论定题时，除要求研究结果有较广阔的应用前景外，特别强调创新。他认为研究题目不宜选得太大，但要在某一点上进行深入研究，兼顾高、精、尖技术的应用。他指导的4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都是经过精心选定的课题，既来自临床实际需要，又紧跟国际前沿信息，研究结果都具有潜在临床价值。
3.抓原始创新
博士学位论文的原始创新并不容易。汤教授认为，首先要有创新意识，不能只满足于紧跟和填补空白，那只能是跟着别人走。其次要有辩证思维，鼓励学生敢于怀疑、修正过去的常规、定律。再次是要有魄力和毅力，导师和学生都要敢于冒风险，遇到困难能顶得住，持之以恒。四平八稳的课题、急功近利的思想，决不能做出具有原始创新的论文。汤教授认为临床科研的原始创新，必须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创建我国的特色医学。
博士生王鲁的博士学位论文“α干扰素及其他制剂干预肝癌转移复发和肿瘤生长的实验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干扰素有减少肝癌转移的作用，2000年发表在影响因子9.5的国外杂志上，2002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博士生叶青海的博士学位论文 “肝细胞转移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其转移相关基因的筛选——cDNA微阵列技术分析”，应用肝癌基因表述谱，预测乙肝病毒阳性肝癌转移，获得了一些新发现，2003年发表在权威杂志Nature Medicine上，影响因子达31.2，被引用36次，2005年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汤教授指导的另外两位博士生贺平(2000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李雁(2004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都有较大创新，他们的文章也刊于有较高影响因子的SCI杂志上。
4.抓国际交流
根据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汤教授主张将博士研究生推向国际学术舞台，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一是要求博士生向国际杂志投稿。他培养毕业的32名博士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62篇，平均每人近2篇。二是鼓励和组织博士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言，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他在上海主持的几次国际学术会议，几乎所有在校研究生都参与了会议的接待和秘书工作。三是积极选送博士生与国外研究机构联合培养。经他积极联系与推荐，肝癌研究所与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诸多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2004年以来他先后选送了4名博士研究生与国外进行联合培养，让他们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
5抓软件建设
汤教授作为国家重点学科——肿瘤学的学科带头人，充分认识到软件建设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作为博士生导师，首先要有良好的医德和科研道德，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白求恩奖章”获得者，被评为2006年上海市科技功臣。他的学生说：“与汤教授相处时间长了，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养成做事严谨的习惯，他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人格力量。这种力量在随时随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汤教授还积极地争取课题和学科建设经费，自1982年至2004年以他为第一负责人共争取到4000万人民币的科研和学科建设经费，为博士生培养提供了充裕的科研资金。
汤教授具有让学生超过自己的胸怀，他期盼学生“青出于蓝而早胜于蓝”。近年来他所发表的论文中，65%是他所指导的研究生参与写成的。他曾发表SCI论文182篇，其中他作为通讯作者的58篇均为他的研究生完成的。他不仅要求学生要有高尚品质和精深的学问，还注意培养他们的组织管理能力，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有人问汤教授：“这样培养研究生，不是要花去你太多的心血吗？”他却说：“我一方面培养学生，一方面促使我进步，从他们身上学到的许多新东西比我给他们的还多。”这就是汤教授严谨的作风和谦虚的为人！
汤教授还极为关注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他说：“研究生是我国科教兴国的一支战略队伍，而不是战术队伍。”就在这次华东地区的研讨会上，他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我国的医学研究生教育，甚至整个医学教育的学制和学位设置太乱，国家要重视研究和解决。
(2)硕—博连读制度，有利于科研工作的连续性，有利于快出人才、早出成果，应予总结和提倡。
(3)基础医学不能削弱，临床医学科学学位研究生教育必须加强。
(4)行政管理部门不能管得太多、管得太死，领导部门主要是确定大方向，把握大目标，质量把关主要靠导师，因此，必须极为重视博士生导师队伍的自身建设。
参考文献
[1] 汤钊猷.对“癌症堡垒”的攻坚战[M]//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学会.院士展望二十一世纪.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9-28.
[2] 丛蓉.他把整个身心都奉献给医学事业——记上海医科大学汤钊猷院士[M]//陶德坤，刁承湘.上海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20年：成果篇.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43-47.
[3] 刁承湘.上海医科大学志：第十一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04.
(责任编辑 周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