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2日晚上，我觉得右腿小腿肚子硬得像铁块，挨地就疼，我以为是转筋了。但睡了一夜并不见好。9月23日早晨上班后，右腿疼得更厉害。我用毛巾热敷，但并不能解决问题。让同事帮助按摩了一阵，也不能缓解。

　　午饭后，一点半，我去了附近的一家按摩院，以为按摩可以治好。

 
　　医生并不给我按摩，而是先检查。他查看了我的两条腿，一会儿让我仰卧高抬腿，一会儿又让我俯卧，检查我的腰脊。医生还把我的脚趾头掰开，检查我是否有脚气。过后我听到他打电话找主任说，他没见过这样的症状，左腿软硬正常，右小腿腿肚子硬得像铁块儿。

　　主任来检查。他让我屈膝，伸腿，让我俯卧检查脊椎，也掰开我的脚趾检查脚气。最后他说：“你这是静脉曲张，看你的袜子把腿都勒成什么了！静脉曲张已经造成了血栓。”

　　他严肃地嘱咐我说：“你应该立即做CT检查静脉。我们医院没有这类设备。你赶快去大医院。你这病，轻则输液，重则手术。别耽误。”我觉得这里的医生和这家医院倒是很负责的。

　　下午3点多，我给一个当医生的亲戚去电话请教，他说应该挂城东一大医院的血管外科。

　　这是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生活在北京等大城市的人们都知道，“三级甲等”意味着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和诊疗水准。在一天的时间里，我“转战”了三家三甲医院，算是领教了什么是“最好”。

　　“不安网子，溶栓和手术都免谈”

　　9月24日，我夜里醒来就觉得右腿疼，5点就起床了。7点半我爱人陪我打车去北京城东这家三级甲等医院，挂好了血管外科的号。

　　在候诊室，我们坐了好一阵，一个男医生终于来了。他只听我叙述，根本没给我检查，连我的腿都没看一眼，就开了一张做超声波检查的单子说：“先去检查。”

　　我们交费后到超声检查的地方，被护士告知，做下肢超声波检查必须等下午。疏通了好久，终于破例给我做了超声波检查。我们再返回男医生那里，他看了检查报告说：“应该化血栓或做手术，但都必须先安个网子，免得血栓移动到肺部造成肺栓塞，肺栓塞有生命危险。”

　　他又说：“安网子要1万元。如果不安网子，就免谈化血栓和手术。化血栓或手术都必须住院，因为要严密观察，可我们科现在没有病床。”我问他，那怎么办？

　　他说：“如果要输液化血栓，超过48小时就化不开了。你现在已经超过24小时了，去别的医院看看吧。”我一个当医生的亲戚，建议我去另外一家有血管外科的三级甲等医院看看有没有病床。

　　我们冒雨打车到了第二家三级甲等医院，此时是上午10点半。而这家医院的血管外科要下午才有门诊，中午12点半开始挂号。听那些排队挂号的人说，挂血管外科专家号的人，是半夜4点来排队的，就住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队伍里正在为是否有人插队发生争执。挂专家号的队伍已经很长很长了，我们是没希望挂上的。终于在1点多钟，挂上了血管外科的普通号。

　　在血管外科诊室门外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一个男医生给我检查。他只听了我的自述，让我撩开裤筒，看了一下我的右腿，再看了看第一家医院的超声波检查报告。他说：“必须住院，无论是化血栓还是做手术，都必须安个网子，以免血栓跑到肺部造成肺栓塞。这网子是进口的，要两万元。”

　　这网子，比刚才那家医院贵出了1倍！

　　他又说，他们医院现在也没有病床，不能住院。他建议去另外一家有血管外科的医院，挂急诊看。

　　我又被“建议”走了！明知面前的病人应当“急诊”，为什么还要推走？！

　　1992年夏天，我曾在布鲁塞尔突发脑溢血。那天清晨6点，我突感眼睛疼得似乎要掉出来，还有剧烈的头疼。我以为是连续工作，眼睛过度疲劳的缘故，就给一位当地的朋友打电话，询问离我们住所最近的医院，想去眼科挂号看病。当地的这位朋友说，不用亲自去挂号，只要打电话就可以挂号，并给了我电话号码。于是，我打电话给医院眼科挂了号。

　　朋友开车来家接我，把我送到附近那家医院。我爱人用轮椅推着我到了眼科急诊。一位中年女医生仔细检查后说：“你不是眼科的病，必须迅速转到神经科。”但并不需要我们再挂号，女医生一个电话打过去，让我们直接到隔壁的神经科。一位男医生仔细为我做了检查，当即说：“必须留下住院，检查确诊，准备动手术。”当时医院已经没有空床，医生立即就临时在一间普通病房里加了一张床。

　　可是在北京不行，挂号要早早去排队！有的医院是有电话预约挂号办法，可必须事先购买它的挂号卡才行，人们不可能把各医院的卡都事先买来存着。而即使挂上号，看了病，住院吗？像这两个医院的医生都说应该住院，却都说没病床不收，使我不得不从北京东头第一家医院跑到北京北头第二家医院，现在再跑到北京西头去第三家医院。难道他们都不能临时加一张病床吗？

　　终于冒雨再打车到了北京西头第3家三级甲等医院，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我爱人给我挂了血管外科急诊号。一个男医生检查了我的右腿，还测量了我右腿与左腿的粗细，在我两条腿上用笔写下了测量的数字。左腿腿肚子周长43厘米，右腿腿肚子周长47厘米。他说：“这些数字别擦掉。”

　　他又看了第一家医院的超声波报告。最后，他提出三种治疗方案：“一是保守疗法，输液，吃药；不能去除血栓，以后不能做重体力劳动，穿上一种特制的弹力袜，别让静脉曲张发展。二是化血栓，可以让腿消肿，恢复正常；三是手术取掉血栓，彻底根治。后两种，都要上个网子，网子是进口的，要3万元；手术还要再加3万元。”

　　还是同样的网子，在这里变成了3万元！

　　这男医生说：“你们先去把钱准备好了，再说化栓或手术。”家中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只好先选择保守治疗。

　　我不由得又想起我在布鲁塞尔脑溢血的情况。当时收我住院的那家医院，住院的手续十分简单：只把我的身份证复印了留下就行了。至于检查、治疗和住院费都不需要当时交钱。他们并没说“你们先去把钱准备好了，再说手术。”可在北京，我只能听医生的。上午在第一家医院，给我诊断的那医生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不安网子，溶栓和手术都免谈。”

　　说来说去其实是一句话：想住院、手术、治病，没钱免谈。

　　“少输了一瓶，你来，再给你输上不就完了嘛！”

　　第三家医院的这位医生在听我说了暂不准备手术后，就在急诊病历记录上的“处理”一栏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交代病情及治疗方案，患者已了解病情，并要求保守治疗，并签字为证。”他要求我在这段话后边签名，才给我开药。随后他又写了一个总机转分机的电话号码和“我科随诊”几个字。

　　我签名后，他给开了药，让我输液、吃药。我爱人取药花了580多元。我被我爱人搀扶着到输液室内坐着输了3瓶液。仰望挂在高处的药瓶，我对我爱人悄悄说，把挂在架子上的药瓶核对一下，看看是否没错。她说：“医生开的药方和从药房取来的输液药瓶一起都给了输液室，护士拿的，不会错。”

　　我不放心地说：“新生婴儿在医院被抱错的事被曝光已经不是一起了，谁保证他们不会把药瓶拿错？”我爱人坚持说，人家是大医院，不会错。我要求护士把输完液的空瓶子给我看看（我自然不便说出我要空瓶子的用途），她不给看。

　　我们打车回家已经是6点半了。到家后，我们检点输液药的时候发现，手中输液药瓶的数目与药方开的数目对不上，川芎和利复星两种输液药，按药方应该是相同的数量。可现在减去已经输液的3瓶，多了一瓶利复星。医生写的拉丁文输液缩写符号，我们又看不懂。我们不能不心存疑虑：究竟是医院少输了一瓶利复星，还是多输了一瓶川芎？究竟应该一次输几瓶液？我爱人不再说“人家是大医院不会错”了。

　　9月25日早上，我爱人陪我打车去离家较近的城南一家医院输液。我爱人先去换药方。她拿着换了的药方和输液药给输液室内的护士，结果输液的正是护士长。她提出，按原来的药方，应该每次输液4瓶，川芎和利复星各两瓶。她这一说，我们才明白，昨天那家开药的三级甲等院给我少输了一瓶利复星。

　　输液回家后，右腿没有什么好转，依然疼痛得很。因为对第一次输液的数量不对是否影响治疗心存疑虑，我下午按“我科随诊”的电话号码去电那家开药的三级甲等医院。

　　电话每次好不容易打通，却总是找不到给我看病的大夫。接听电话的人第1次说那位医生在手术室，第2次说不知道；第3次说，你可以找别的医生。第4次我要求接听电话的人给我他们科主任的电话。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是科办公室的电话。我再打过去，当我说到输液被少输了一瓶的情况，接听电话的人却说：“少输了一瓶，你来，再给你输上不就完了嘛！”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让我联想到“草菅人命”四个字。

　　“感冒还能死人呢。怕有危险，就别用！”

　　三天后一个同事帮助联系了城南一家医院的血管外科。9月29日午饭后，我们打车赶过去。我们到诊室外等候了一个小时，主任大夫给看的。他按了按我的右腿和左腿，看了超声波检查报告，他说：“时间太长了，已经6天了，溶栓效果不敢保证，有种进口的药效果好，可以试试。”

　　我爱人问：“他脑溢血开过颅，用那进口的药行吗？”主任医生说：“那就别用进口的，用国产的。住院7天用七八千元，因为需要24小时监测。但是，右腿溶栓有30％肺部栓塞的可能，应该上个网子，要3万元。如果要做手术溶栓，明天下午直接来住院。”

　　究竟住不住？我们商量还是不住。因为主任医生说有30％肺部栓塞的风险，得花3万元上网子，再加上住院七八千元。而化栓效果只是试试。几天来几家大医院的看病经历，专家30％风险的判断，治疗的风险全要我们自己承担。真让我们难下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医院的决心。我们想去开药的那家医院复查后再说。

　　9月30日上午，我爱人陪我打车到城西开药的那家医院血管外科挂号复查。挂号后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一位副主任医师接诊。我爱人给他说明了我病情的来龙去脉，给他看了超声波检查报告和他们医院开的药方。他先问：“自费？公费？”

　　告诉他之后，我爱人问他：“上次医生开的输液治疗，不是让血栓化开，是起的什么作用？”他说：“上次给开的是消炎和活血的。”

　　问：“能输液化血栓吗？”

　　他说：“有一种化血栓的进口药，效果很好。可以给输液用。”

　　问：“脑溢血开过颅，会不会有影响，能用吗？”

　　他说：“说不清。什么药没危险？打青霉素作了试验还能死人。感冒还能死人呢。怕有危险，就别用。给你用普通的化栓药，危险小，效果也就差。”

　　问：“开刀手术治疗和输液化血栓治疗，哪个效果好？”

　　他说：“那难说。你自己决定。”

　　我问：“用普通的活血消炎药输液，一般要多长时间能够见效？能让腿不肿不疼？”

　　他说：“不知道。我不能给你打保票。”我说：“不要你打保票。只想问，一般情况下输液保守治疗，要多长时间见效？”

　　他还是说：“没办法说。人跟人不一样。”

　　我问，右腿窝上部疼得比原来厉害，是否应该再做个超声波检查？他说：“你要做，可以做；查不查都是血栓。一样的。”说来说去，这位医生是把一切的风险都推给病人承担。

　　我拿出上次的药方提问：“上次开的两种输液药，是应该一次各输两瓶，还是两瓶川芎一瓶利复星”，回答说：“各两瓶。”

　　我问他：“为什么你们输液室不按这个比例输液？少输一瓶利复星？”他却说：“这样也行。怎么输都可以。”

　　我又想起了我在布鲁塞尔脑溢血开颅的经过。当时，在那家医院，我听到那医生说让我准备动手术后，就昏迷不醒了。事后听我爱人说，那位50多岁的医生向我爱人详细介绍了我的病情和准备实施的开颅手术方案后，我爱人问医生是否需要她签字，医生却说：“太太，您不是脑血管专家；我是他的医生，由我来确诊你丈夫的病症，决定治疗方案，实施手术。这是我的责任，我签字负责。如果您不同意我的治疗和手术方案，您需要签字负责。”

　　我被送进手术室时，那医生还对我爱人说，“您丈夫得的是一种常见病，手术也不是太复杂，您不必太担心。您可以随时打电话到手术室了解手术情况。”当我爱人问及手术的把握性有多大时，医生认真地告诉她：“作为一个医生，我不能回答您百分之百，但我有把握，会争取百分之百，您就放心吧。”

　　可是，在北京，这位医生什么都说不知道，什么责任都推给病人。我真不知道北京的这些三级甲等医院有没有诊疗规范？

　　前一个晚上，一个老朋友来电说，她母亲两年前右腿动脉血栓，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医生都让截肢。更有一个大医院的专家言之凿凿说她母亲是糖尿病腿。她一再声明老人没有糖尿病，专家却一再坚持，直到做了尿糖、血糖检查之后，才不再坚持是糖尿病，却仍然让截肢。她的老母亲已经89岁了，老人坚决不截肢。后来，我这老朋友四处打听，找了一个中医，给她母亲吃汤药，居然把老人的腿治好了。现在她母亲91岁高龄还能行动自如。这又让我想到诊疗规范的问题。到底什么情况下该做什么检查？什么情况下该做截肢手术？有没有诊疗规范？

　　城西那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在我第一次就诊的时候说：“保守治疗后，应该穿上专门的静脉曲张弹力袜，免得再发生静脉曲张，形成血栓。”

　　第二次去该院复查的时候，我爱人问接诊的副主任医生，在哪里买这袜子？这医生回答：“我们医院有卖，大的医疗器材商店也有卖。你自己去买就行了。”可我们到该院药房和服务部去买，都回答没有。我爱人随后到大的医疗器材商店询问，人家说，你必须知道要哪种类型的，要多大号码的。可医生从来就没对我们说过。

　　再到网上查询，结果更让我们大吃一惊。生产这种弹力袜的厂家说，他们只向医院批发而不向个人零售。因为这种弹力袜是医疗用品，不同的患者因病情不同，静脉血栓和动脉血栓不同，浅静脉血栓和深静脉血栓不同，人和人的腿部粗细也各不相同，因此要医生决定使用什么类型、什么型号的弹力袜。可医生只告诉我们说，你们自己去买就行了。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要外输证明是上级规定的，出了问题谁负责？”

　　我在城西那家医院第一次输液的时候，输液室内，不时传出病人家属呼唤护士的叫声：“大夫，该换瓶子了！”“护士，这瓶快输完了！”我爱人也同样3次去叫护士过来给我换瓶子。因为护士在给病人扎针的时候就交代了：“看瓶子里药水快没了，就来叫我。”

　　是啊，换瓶子不及时，空气输进血管，哪个病人不害怕！而在布鲁塞尔那家医院，我多次输液从来是护士负责监视并更换瓶子的，没用我和家属操心。

　　自从我9月24日在城西第3家医院开了输液药，直到29日，等候输液的人总是很多。输液的坐椅总是坐满了输液的人。每当瓶子里的药水快没了，陪伺的人就去叫护士。轮到我输液，我的孩子也像其他患者的家属一样去叫护士。

　　患者陪伺人员叫护士的声音，总是让我想起我在布鲁塞尔住院的情形。我住院的17天里，当时天气炎热，护士每天都给我擦澡、换衣，我170斤的体重，护士们搬起来很吃力，但从来没有人抱怨，总是和颜悦色。有时刚好我爱人在一旁，看到她们那么辛苦，她就给护士帮忙，护士们总是阻拦说：“你没有受过护理的专门训练，这些事应该我们做”。有时刚好护士不在床前，我爱人顺手把床下的便盆给倒掉，护士看到反而很不好意思，一再感谢她。从来没有医生、护士命令病人家属给病人做什么。

　　9月30日在城西那家医院开了第二次输液药后，因为医生声明他们医院国庆放假不能输液，我们回家后，立即开始联系附近的医院国庆期间输液。我们去电最近的一个社区医院，问有无医生上门输液的服务；接听电话的人说，医生上门输液，要出诊费70元。我们又去电另一家社区医院，接听电话的人说，上门服务输液应该找其下属的、附近的街道诊所。我们再去电这家街道诊所，接听电话的人说，国庆期间放假，没有上门服务。你可以到诊所门诊来输液。

　　国庆期间到底怎样能继续输液，心里不踏实。午饭后，我再打电话落实。上午联系过的第一家可上门输液的社区医院，接听电话的人却说没有开药医院的外注证明不给输液，更不用说上门了。上午联系过的那家街道诊所干脆没人接听电话了。我孩子去那诊所发现，该诊所连大门都上了锁。我再去电上午联系过的第二家社区医院，说明已经在开药医院输过第一次液了，问他是否可以不要外输证明？接听电话的人说，拿着开药医院第一次输液的单子，可以输液。我终于舒了一口气，国庆期间可以继续输液了。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那家昨天还说可以拿着开药医院第一次输液单子给输液的社区医院，第二天接听电话的人又说不行了。他强调非有外输证明不可。我说，医院应该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接听电话的人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要外输证明是上级规定的，出了问题谁负责？”其间我爱人和我们的亲戚朋友都帮助联系，都找不到可输液的医院，再想去开药的城西那家医院开输液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开药的那医生当时就声明他们国庆期间没有门诊，去哪里找他开证明呢？

　　无可奈何，我们只得再去城南那家医院。我发现，国庆期间本来5个护士的工作，此时只有两个护士在做，她们比平时更忙。

　　由于医生嘱咐我要24小时卧床，尽量不要走动，到城南这家医院输液，即使来去打车，上下楼和进出医院总还得走动。无可奈何，只好自筹一应所需，请孩子的做护士的同学来家里帮忙输液。

　　从输液室内总是要陪伺的人叫护士换瓶子，到我们得自己设法请人来家输液，不由得不想，护理本来应该是医院的事，是“社会的事”，为什么却变得只能“自家办”？

　　为什么在抗击非典时期能做到的，平时就不行了呢？

　　今年春天非典期间，在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的紧要关头，数以万计的白衣天使迎难而上，与非典展开了一场坚韧、顽强、壮烈的阻击战。凡是发烧的人都有发烧门诊诊断，如果是疑似非典者，立即被隔离治疗，感染了非典者更是受到无微不至的治疗。而那时节，全国大批医务人员慷慨悲歌走上抗击非典第一线，还有数百名医护人员受感染，其中多人因此而牺牲。但是他们却因此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保证了全国人民远离非典。抗击非典斗争中的白衣天使因医术高超、品德高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敬。

　　可是，非典过后，老百姓还有各种各样的急性、慢性疾病需要白衣天使诊治。为什么在这平平常常的日子里，我们的医院和医生就没有了抗击非典那样的表现了呢？

　　我就医的第3家医院的医生，他让我躺在床上检查腿，我自己脱外裤不利索，他就对我爱人下令：“把他裤子脱下来！”我爱人赶紧帮我。他却在一旁打电话。这与抗击非典时的医生、护士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作风，能同日而语吗？

　　常言道：“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我们几天来的求医看病经历，使我们想了很多：我们就在北京住着，还认识医院的亲戚朋友，还能打车去医院，看病尚且这样难；外地来京看病的农民，该有多难，可想而知。

　　有新闻报道说，北京正加大力度取缔医院附近的黑旅馆，因为外地来京看病的患者及家属多住在这类黑旅馆，卫生条件极差，会交叉感染，且影响周围环境。可我们却想，光说取缔医院附近的黑旅馆，谁来解决外地就医病人的住处呢？

　　你说医院不负责任吧，我就医并给开药的那家城西的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开药后还在我“急诊病历”上给我留下了随诊电话，让我注意他们有“我科随诊”的服务。可是，我为了落实他们哪天有门诊，打电话多次，可两个分机号码永远是占线的声音，一次也打不通，这样的随诊服务，究竟干什么用？

　　几天来的求医看病经历，使我们庆幸，正是由于我脑溢血在布鲁塞尔，那家医院诊断准确，手术及时，护理周到，加之我身体底子很好，所以我的行动、思维、语言、记忆很快恢复了正常，没有留下后遗症，出院一个多月就又投入了工作。如果是在北京……

　　在布鲁塞尔，当我在我爱人陪同下最后一次去那家给我开颅的医院复查时，因为和医生已经很熟了，就问他：“为什么病人急诊住院的时候，你们不让病人多交一些押金，把检查、手术、住院的钱交足呢？等到病人出院以后再收，若是病人不肯交齐或交不起，医院岂不是要受损失吗？”医生说：“医院的责任是治病救人，不能因为钱耽误了抢救病人的时间，金钱是换不回宝贵的生命的。而且，病人一般都有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机构会替他们付钱。如果病人实在有困难交不起钱，事后医院可以找政府救济部门，通过社会救济金解决。”

　　外国医生的这席话和我在他们医院手术、住院的经历，当时就使我们想了很多：“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我们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口号，也是几乎每一家医院写在墙上的座右铭，可是我们的医疗机构奉行得怎样呢？我们的“白衣天使”又奉行得如何呢？

　　为什么在抗击非典时期医院和医务工作者能做到的，平时就不行了呢？我们医院平时的经费来源、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力量还小，是不是制约了白衣天使的服务呢？我们的医疗体系和制度是不是还不完善？但是如果排除了客观因素，我们的医院和不少医务工作者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当然，我们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在就医难这件事上，也不是没有毛病。输液室内，我也看见这样的景象。一个干部模样的老太太要输液，女护士半跪在她面前给她手背上扎针，老太太手背上的血管太细，护士很久才找到扎进去；老太太却在不停地喝水，吃东西。护士劝她，您别喝水了，吊着瓶子上厕所很麻烦，针脱落了再重扎针，太困难。老太太很不耐烦：“你还能不让我喝水，吃东西！”她对护士的辛苦服务，毫不领情，一派颐指气使作风。

　　从我脑溢血和右腿血栓两次发病，我觉得缺少常见病的相关知识，也是许多老百姓的一大弱点。而医学界对大众普及宣传疾病预防知识也还应该加强，以真正做到预防为主，才能做到“有什么别有病”。

　　或许，医务工作者和病人的素质要在医患双方的互动中培养提高？而人们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都要在各自的实践中锻炼？

　　问题是：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抓不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怎么能解决“医院看病太难”？怎么能不再“治病没钱免谈”？怎么能不再让病人“医疗风险自担”？不再让“病人护理自办”？不再“诊疗不见规范”？怎样才能让“预防为主”和“救死扶伤”的口号使每个老百姓都能够亲身体验？（文/李捷）（来源：中国青年报）
 （转自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