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
9月26日的晚上，上海某宾馆一间会议室里，中央党校教授靳薇坐在一群关心艾滋病问题的年轻人中间。这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的讨论反歧视的茶话会。
靳薇像在课堂上一样，先让大家猜一猜被调查的地厅级干部对艾滋病的态度。
“如果您的属下因过错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您主张是什么？4个选择：一，不用管他，
病死活该；二，公开他的病情并解除他的工作；三，替他保密，允许他继续工作；四，不知道怎么办。你们认为选择哪一个选项的人数最多？”
话音刚落，年轻人们就嚷嚷起来，每一个选项都有支持者。
“60.1%的人选择‘不用管他，病死活该’。”靳薇的答案显然使参加活动的人感到意外，会场里出现了唏嘘之声。
会议的中心从两个感染者转移到了靳薇身上，大家不仅关心调查的结果能否体现干部们的真实态度，同时也关心，经过教育和引导后，党政干部的观念和态度会不会有所改变。
与会者达成共识：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最关键的在于政府政策对民众的引导，而改变那些参与决策的人的观念，是促进政策实现的基础。
对特殊对象的特殊调查
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并采用了专业调查技术的调查活动。接受调查的对象身份较为特殊，他们是从2001年到2003年3年中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青班、西部班、进修二班等几个班级的学员，是工作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厅(局)级领导干部。被调查者在参加专题报告会和讨论会前后各做一次相同题目的调查问卷，最终的结果反映了干预活动的效果。
对于调查和干预活动的主持者靳薇来说，调查活动和干预项目都源于她的“业余爱好”。靳薇是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教师，长期从事民族、宗教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2001年她参加了清华大学景军教授组织的“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的会议，从此开始关注艾滋病问题。
靳薇选择了“防艾政策培训研讨”的形式，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党政干部进行艾滋病相关问题的培训。培训研讨项目包括专题报告会、专家研讨会和问卷调查三个内容。
这次问卷调查的特殊之处是，被调查者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地方掌权者。统计显示，接受调查的600多人中，男性占 85.2%，女性占14.8%，平均年龄44岁。其中大学学历占72.8%，研究生占27.2%。
靳薇认为，了解并影响这一部分地方官员对待艾滋病问题的态度，可能直接影响到国家“防艾”政策的制定及相关政策的执行。
“污名化”阻力
官员对艾滋病歧视的态度是调查的主要内容。而对艾滋病的“污名化”则是歧视的一大根源。
在那些官员参加专题报告活动之前，有34.4%非常同意和基本同意“只有卖淫嫖娼和同性恋者才会感染艾滋病”，而36.3%的人非常同意和基本同意“只有吸毒等堕落的人群才会感染艾滋病”；与此同时，50.4%的人不太同意和不同意“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靳薇把这一结果总结为“将艾滋病问题道德化”。艾滋病在中国出现已经有20年历史，但由于过去片面地将艾滋病与性乱、吸毒等不道德或者“过错”行为相联系，直到现在，艾滋病约等于道德败坏的思维方式在干部的观念中没有多少改观。
“污名化”不仅体现在问卷上，还直接影响到这次调查活动的进行。“如果是自愿的方式，恐怕很少人会来参加。”靳薇对学员们的积极性不太乐观。在2001年12月的研讨会上，一位学员的讲话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原来我也不知道艾滋病是个什么东西，但就觉得它邪恶，是一种非常阴暗的东西，一种肮脏的东西，好人得不了(这个病)，只有坏人得。”领导干部参加“防艾”政策的研讨大多觉得“不好意思”，似乎关心这个问题必然让别人对自己产生不好的联想。
培训之后，官员们的心态和思路发生了变化。西南某省政法委书记在听完报告后对张孔来教授说：“今天很受启发。主要是对卖淫嫖娼、吸毒的管理，国外降低危害的成功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借鉴。过去我们总用搞运动的方式，搞‘严打’，但越打越多，反弹很厉害。长久以来，我们也对自己工作的方式和效果产生疑问，看来使用‘管理’的思路会更有效。”
无知导致歧视
“产生歧视的原因是什么？”在9月26日的茶话会上，这是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很多人都同意，由于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太少，从而产生恐惧心理是歧视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调查显示，无知与歧视的确有因果关系。
在接受培训之前，有24.8%的干部认为与感染者或病人共餐会传染，4.1%认为使用公共卫生设施会传染，40.3%的人认为蚊虫叮咬会传染。还有19.3%的人以为“已经发明了艾滋病疫苗”，38.5%的人“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干部们艾滋病基本常识的贫乏远远超出了主办者的想象，“从他们的年龄、文化水平看，他们应该是接受社会信息最活跃的人群，但他们对艾滋病的了解实在太少。”统计结果出来之后，靳薇甚至怀疑统计过程中出现错误，导致结果不真实，但令她失望的是，经过反复计算，调查结果被证明真实显示了官员们的认知水平。
经过专题报告和探讨会的干预后，被调查者的知识改变非常明显。靳薇认为，知识的“扫盲”可能是“防艾政策培训研讨”活动收到的最明显的效果。“不能指望观念和行为会在短时间里改变，但教育毕竟会发生作用的。”靳薇相信，它的效果会在学员们将来的工作中、在他们的决策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如何影响决策
在对干部的调查中，36.2%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在工作提升、调动、培训或就业等方面限制艾滋病感染者的机会”，38.6%的人同意“将艾滋病感染者病人与健康人群隔离”。还有近7%的人非常同意和基本同意剥夺或限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使用交通工具和参加体育休闲活动的权利。
靳薇认为，干部们的态度基本取决于体制中的政绩标准以及财政制度，目前的政绩考核体制并没有要求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也没有财政转移支付等财政的支持力度。“目前的官员考核有3个主要的考核指标，一是GDp，二是社会稳定，三是计划生育。3条中没有与公共卫生有关的指标，也没有艾滋病防控一项，政府没有硬性的要求，经费也很有限，我们怎么指望官员们重视这项需要耗费巨大精力和财力的工作？
很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对于防控艾滋病的流行起着关键的作用，国家政策直接地决定了艾滋病防治的措施和效果。
靳薇试图用数据说明歧视可能对政策措施选择的影响。在基线调查结果中，63.7%的被调查对象非常同意和基本同意“大力扫黄打黑是防止艾滋病扩散的唯一途径”。靳薇常常提到一个故事，一名学员认为，对待艾滋病感染者最好的方法是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偏僻的区域，为他们提供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他们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加工工作，比如编麻袋。他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艾滋病感染者受到歧视，又能消除健康人的恐惧心理。这名学员的发言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另一名学员提问说，艾滋病感染者不愿意被隔离，逃避隔离会造成更多的感染者隐藏病情。另外，目前公布中国的感染者有80多万人，对这么多人进行隔离是否现实？
靳薇告诉记者，研讨会上的争论正是主办者的目的，在争论中，官员们开始思考决策的科学性。
“现在，卫生部门和一些民间团体已经在开展安全套派发、性工作者的同伴教育、针具交换、美沙酮替代等等降低危害、控制艾滋病蔓延的方法，这些做法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我们的一部分政府官员还在坚持原有的加强打击的思路。如果说公安等部门碍于‘身份’不能参与这些活动，但至少我们希望政府的有关部门不要去限制这些活动。”
600多名地厅级干部的调查结果是否能够普遍体现中国中层官员对于艾滋病问题的态度？靳薇认为，调查的样本数不够大，目前很难估测调查结果的代表性。但她认为，培训和调查至少收到比较积极的效果，学员接受了一个暗示：中央党校组织了关于艾滋病问题的研讨，证明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也说明我们的中央政府对此问题开始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