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义务教育在一些民众眼中，已经是一个无法信任的承诺。2003年，中国的10大暴利行业中，中小学义务教育竟然名列其中，且排名第2。
最近3年，“教育乱收费”一再蝉联“价格投诉冠军”。权威人士指出，乱收费让《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9年义务制的中小学教育，在2003年已危及中国超过3亿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利益。坊间人士偏激地说，教育乱收费的本质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据悉，北京市的一所普通中学，仅2003年查出的一笔教育乱收费就高达700多万元，这笔钱被几名校领导私分，于是他们全成了百万富翁。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10年的教育乱收费从中小学生的口袋里搜走了2000多亿元。
2004年1月6日，中国教育部长周济坦承内地教育乱收费情况严重，2003年底全国共调查了十几万所学校，查出违规乱收费8.53亿元人民币，395名校长被撤职。提供这一消息的香港《明报》援引周济的话说，乱收费现象已严重败坏教育事业的声誉。
广东省价格监测中心前不久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一场“广东教育收费情况民意调查”。“民意调查”表明，教育收费偏高是大多数、特别是年家庭收入低于1.5万元的低收入家庭受访者的心头之痛。
调查还发现，就当前广东教育收费水平而言，广大农民等弱势群体表示“吃力”。根据家庭收入情况，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有些吃力”或“非常吃力”，有4.2%的受访者甚至认为“完全承受不起”。
广东物价部门有关负责人特别指出，当前广东部分群众收入，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还比较低。显然，在这种条件下靠收费促进教育发展纯属扯淡。
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供养一个大学生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的确是不容易。如果一味依靠提高收费来发展教育，忽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过高提高接受教育的门槛，大量的农民兄弟可能被拒之门外。
教育部长周济说，有时他也很同情被撤职的395名校长，因为除却不正之风外，有时教育经费确实不能维持学校运作，校长想通过收费来维持，这种情况称为“生存型”；另一种是“发展型”，有些学校希望发展更快一些，教育质量更高一些，所以向民众收一些费用。故而，周济认为出现教育乱收费的根本原因是投入不足。
即便是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不够。根据广东省教育厅的统计数字，广东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占全省GDP的2.42%，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占2.72%，低于全国3.4%的平均水平，仅占全省教育经费总收入的56.74%。
就全国而言，周济透露，尽管近年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经费增速，高于财政增长速度，但距离教育部希望的4%还有差距。这位在北京高官中首次公开否认“教育产业化”构想的部长，希望各媒体就教育投入问题“多多呼吁，愈多愈好”。
中国教育的问题，当下还不仅是投入不足。教育界人士宣称，中国当下奉行的教育思想也有瑕疵。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不是没有能力承担普及义务教育的责任，而是政府能力的分配出现了偏差，政府在履行提供公共教育服务职能时出现了“失位现象”，教育主管部门对公共性的义务性教育的注意力，很大部分被高等教育牵走了。每年涌入北大、清华等大学的财政流入速度，明显超出了国民经济发展和基础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可见，基础性教育相对落后的格局的形成，原因不在于政府没有钱，而在于花钱不当，政府的公共教育管理职能不到位。
土地
中国的耕地面积正在以惊人的幅度减少。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650多万亩，2000年减少近1500万亩……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2500多万亩。分析者警告，耕地的连年减少正威胁着中国8亿农民的未来。
2003年，中国开始整顿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然而这场风雷滚滚的风暴，并没有完全遏制疯狂的圈地。12月21日，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再次公布了4起违法用地大案。这4起案件均发生在2003年，最近的一起发生于2003年10月。国土资源部特别强调，这些地方是“顶风违法”。
6日后，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强调，“影响国土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障碍因素不少，一些地方国土资源管理松弛、执法不严，甚至为不法分子大开方便之门”。
农民的土地，就这样被一再削减。截至2003年12月底，国土资源部共清查各类开发区6015个，这些开发区规划面积达3.54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
进行过将近20年农村调查的温铁军，最近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强调，20世纪前50年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通过3次土地革命战争已经解决，结论就是按农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温铁军说，90年代受西方的影响，许多学者开始讨论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业政策。但是他表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农业问题，西方的所谓对土地实行私有制的做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医疗
2003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是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农民李阳春的周年忌日。这个因为肝病死在除夕夜的农民，如果还活着，应该40岁了。要不是2003年春天的SARS危机，要没有中国农业大学学生李学祥张贴在网络上的那篇文章—《中国农村肝病问题远甚于SARS!—湖北农村肝病状况触目惊心》，他生时的悲苦和无奈，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在中国农村，由于贫病交加而死亡的农民，委实太多了，他，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是《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作者李昌平的故乡，他撰文说他的乡亲们正遭受着传染性肝病的折磨。该乡兴旺村二组235口人中，有近80%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肝病，有近1/5以上的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因乙肝而丧生。在这个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的村庄里，死者或重病患者的家庭每户平均都欠债一两万元。
洪湖老苏区冰冷的事实表明，且不论普惠的医疗政策，即便是初级医疗，中国农村迄今也鲜有达到标准者。
2003年春天，由于李昌平等人的呼吁，中央及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关注，来自北京、湖北省、荆州市及县里的各路行政官员和技术官员抵达这里，对乙肝村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
调查报告说，兴旺村二组死亡的12人，主要是死于肝癌、肺癌和晚期肝腹水、肝硬化、急性黄疸性肝炎等。“这可能与当地饮用水水质恶劣等因素有关。”联合调查组来二组的时候，揭开锅，用自来水做的饭全是黑色！还不如吃脏水。
脏水是什么样的？2004年1月7日凌晨6时，《南方周末》的一个记者在兴旺村发现，没有卫生习惯的村民们把积攒了一个晚上的屎尿，以及比孩子人数还多的狗的排泄物，陆续从屋子里掂出来，倾倒到水港。妇女们提着桶从水塘沟港里取水，在厨房里，浑浊的水直接舀进锅里，沸腾，煮饭。
SARS后，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我担心农村的疫情，但并不因为SARS出现才担心。”
温澄清了三点：
首先。真正困扰、危害农村的疫情是老病，这不应该被SARS掩盖。肝炎、妇女病、性病等过去已消灭的疫病，又卷土重来。
其次，如何加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一般的讨论是财政增加拨款。但对9亿农民要增加多少投入才够？
第三，为什么农民现在不去医院？为什么基层的卫生医疗体系全都垮了？人们往往忘了什么叫基层工作，把有限的投资都投在大医院，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其结果是无法满足13亿人的需求，这不叫公共卫生。
兴旺村的现实佐证了温的判断。该村原属于监利县周河乡，2001年，周河乡在欠下天文数字的债务而无法运作后合并到现在的汴河镇。原周河乡拥有的公共卫生机构破产关闭后，被民营老板建成了纺织厂。汴河镇有个卫生院。自2002年8月开始，汴河镇卫生院无法运行关闭4个月。
依照规定，地方财政的8%应该投入公共卫生建设，2003年汴河镇6万人口，应该投入9万元，但现实是，截至2004年元旦，只到位5000元。
温铁军说，国际社会公认的比较好的经验就是中国人民公社时期的赤脚医生制度。因为这个办法更符合现实，而非照搬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到现在为止，中国农业占GDP份额已经下降到15%以上，农业人口仍然占户籍人口的73%，怎么可能用15%的GDP去满足73%人口的公共需求？
兴旺村的事实再次证明了温的判断。2004年初，有记者在兴旺村看到了中央、湖北省高级官员的批文：有关部门要保证村民有厕所，有卫生清洁水；有关部门加强普及防病治病常识；健全三级预防保健网络……
方案似乎很好，但应该到位10万元的改厕资金，直到2004年初，仅仅到位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