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江堤远行
王开林
江堤患肝病已经好几个年头，他的脸色越来越黑，身体越来越瘦，我曾多次当面或在电话中劝他调适心情，休养生息。他在岳麓书院工作，紧挨着的岳麓山是天然大氧吧，常常去林中漫步，憩息于山水之间，对身体会有不可低估的好处。然而，他总是太忙，忙于编书著书，写散文专栏，作学术论文，几乎马不停蹄，比上紧了发条的指针更为勤奋。自从染上乙肝病毒，江堤对自己的寿命就有一个相当悲观的估计，他曾说：“再活十年，我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于是，他决定咬紧牙关，撒开腿与死神赛跑，这两年，他差不多拼出了百米冲刺的劲头，几本书稿齐并进，各类文章的见报率高居不下，不少朋友都在惊呼：江堤这可是在呕心沥血，透支生命啊！
我有两位好友都是诗人兼散文家，同样死于盛年，死于肝病。一位是苇岸，死时39岁，一位便是江堤，死时41岁。这个年龄正是由耕耘转向收获的年龄，正是大出成果的年龄，但他俩留下未竟的事业，撒手而去，抱憾而终了，令人万分痛心！江堤有长达23年的诗龄，他的凝聚力和组织能力都很强，曾牵头创立了“新乡土诗派”，编辑出版过多本诗集和诗选集。在这个年代，诗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而他从未产生过遗弃诗歌的念头。上个世纪90年代中，我在《湖南文学》当编辑，曾有幸编发过江堤的第一篇散文《树殇》，那以后，他的散文以历史的沧桑感、饱满的诗意、敏锐的洞察力和琳琅精美的语言获得广泛的好评。我曾夸奖他：“你凭着诗歌的倚天剑和散文的屠龙刀足以纵横江湖！”那一回，他笑得很开心。
今天，江堤没有来得及道别，便离我们远去了，他在极度劳累之后得到了永久的安息。对于生者而言，泪水可以抹去，记忆却难以抹平，我无法忘怀多年前那一次与他夜游岳麓书院的情景，我们三人（还有李元洛先生）打着手电欣赏唐代大书法家李邕的《古麓山寺碑》，坐在静谧的台阶上仰看天心的皓月，以及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解岳麓书院的诸多掌故。可惜那种心灵深相契合的日子将永远不可能重现了！
生命竟比薄胎瓷器更脆弱，我还能说什么呢？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在《神释》一诗的结尾处写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现在还达不到如此高迈的觉悟之境。以天地为逆旅，而浮生若寄，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待生命，我愿意将江堤的英年早逝视为一趟寻找仙乡息壤的远行，在另一个冥冥茫茫的世界里，希望他是健康的，快乐的，他的才华能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
我拒绝和你告别
叶梦
今天早上上网，看了江堤的访谈录和《湘西草堂》，我感觉过去对江堤的不少作品还没有来得及看。错过了江堤，其中可能有对于文化散文的有意拒绝的原因。
自从某大师用文化散文或者大散文来吓人之后，我等也拜读过该大师的某些篇什，感觉还只是停留在掉书袋和散文的工艺化高级制作的阶段。其中做文章的套路，吾等老花眼也能一看就明就里。我的观点，很早就和江堤说过，可江堤不像我和王开林，他是不是被某大师的大名和文化秀声势吓着了？
聪明的江堤也许从某大师的风行作品也看出了机窍：我可以比你玩得更好！
果然，我读了几篇江堤的好的散文之后，才知道，江堤的段位比那位大师实在要高出许多。江堤的学术功底比那位大师扎实，江堤有一颗不做作的真正的诗心。于是，江堤玩的文化散文才叫真正的文化散文。
我对江堤作品的真正撼动，大概是1997年吧。江堤的一篇《治肝记》谈关于肝炎住院的文章，我看了以后拍案叫绝。之后在作协大门口看见江堤和另外两个人，我就非常兴奋地谈了我对他的这篇散文的感受，这样的文章是做不出来的。
江堤说：“人的本性并不悲观，尽管人是一种不断毁灭的动物，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但从灵魂上、思想上来讲，并不是一种悲观的动物。也就是说，人要超越这种绝途而到达一种精神境界。那时，我一天到晚都在琢磨：人怎样才能从一种死亡状态回到一种永恒的生存状态。”
绝途而后的永恒，江堤作的种种对历史的文化的审视都是站在宏观的高度，看了令人发出一种颤抖和敬畏。
江堤面临绝途的宏观扫描，他的体验也是一般人达不到的。实际上，他在《治肝记》里对生死的直接透悟是一般健康的人无法悟出来的。现在我重新读一遍《治肝记》，感觉心脏在颤颤地发痛，3天来没有流出泪水，此刻流了出来。江堤，在写《治肝记》的时候，已经死过一次了。
写到这里，时钟指向12时30分。江堤的追悼会和告别仪式在此刻举行。
我拒绝这样的告别，是为了保持江堤在6月28日留给我的意气风发的形象，再说，我无法忍受那种气氛。
比我年轻12岁的江堤，同样也属虎的江堤，是永恒的是不死的，他通过他的文字把生命推向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