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在受尽病痛折磨后去世，年仅42岁。在他去世的时代，我们对肝炎还了解甚少，甚至无法区分甲肝和乙肝。现在我们根据已有的知识回顾历史，可以推测焦裕禄患肝癌很有可能是早年感染乙肝病毒的结果。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号称乙肝三部曲。
中国是个乙肝大国，乙肝病毒在中国的流行程度曾经令人触目惊心。根据1992年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近1.3亿人，也就是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而乙肝病毒的感染率更是超过半数，高达57.6%，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一生中曾感染过乙肝病毒。到2013年，中国人中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仍高达为7.18%。
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血液传播、母婴垂直传播、性接触传播。乙肝病毒感染者很多会康复，但有一部分人会转化为慢性乙肝患者。感染病毒的年龄越早，转化为慢性乙肝的可能性就越大。根据统计，如果感染年龄小于1岁，有80%——90%的感染者会转化为慢性乙肝 p;#12539;而当感染年龄超过5岁，概率仅有6%；在成人感染者中，这个概率进一步下降为不到5%。在婴儿慢性乙肝患者中，有15%——25%会在成年时死于乙肝导致的肝硬化和肝癌，防止婴儿的乙肝病毒感染，是乙肝预防的重中之重。
乙肝曾经是中国的一大健康问题，所幸，我们现在有了乙肝疫苗。
乙肝疫苗的发明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天使的光环，又能看到魔鬼的犄角，令人五味杂陈。为乙肝疫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的索尔・克鲁曼，因为用弱智儿童做实验而备受争议。他终生都未能摆脱那些追在身后抗议的受害孩子家长，直到最后死去。
1965年，在NIH工作的巴鲁克・布隆伯格在一位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血液中发现了乙型肝炎病毒的表面抗原，这个抗原被称为澳大利亚抗原，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澳抗”的由来。澳大利亚抗原的发现为后来乙肝疫苗的发明奠定了基础，但当时的医学界并不知道这种抗原属于什么病毒，那时候的人们，根本不知道甲肝和乙肝的区别。
将乙型肝炎从肝炎中区分出来的人是索尔・克鲁曼。1967年，时任纽约大学医学院儿科系主任的索尔・克鲁曼通过对一个肝炎泛滥的精神病收容医院患者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肝炎患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临床流行病学特点。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传染性肝炎：两种临床上、流行病学上和免疫学上都截然不同的感染》。这是人类第一次将甲肝和乙肝区分开来，为后来乙肝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将乙肝和澳大利亚抗原联系起来的是另外一个人——纽约输血中心的病毒学家艾尔弗雷德・普瑞斯。在索尔・克鲁曼的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艾尔弗雷德・普瑞斯发现将含有澳抗的乙肝患者血液输给他人后，原本澳抗阴性的接受者血液中就可以检出澳抗。他据此认为，澳大利亚抗原和乙肝病毒有关。这是人类第一次把澳大利亚抗原和乙肝联系起来，至此，利用澳大利亚抗原制备乙肝疫苗制备的理论基础初步完成。
得知这个消息的索尔・克鲁曼做了一件极其疯狂的事情：他把一名乙肝患者的血清注射给了精神病院的25名弱智儿童，结果有24人感染了乙肝。据此，索尔・克鲁曼得出了乙肝可经血传播的结论。
索尔・克鲁曼的疯狂没有结束，他把患者的血清稀释后以一定温度加热一段时间，结果发现乙肝病毒被灭活了，但表面抗原的活性却依然存在。这个发现令他兴奋不已，所有具备免疫学和病毒性常识的人都知道：保留稳定抗原而失去活性的病毒的另一个名称就是——疫苗。
索尔·克鲁曼拿这种疫苗在弱智儿童身上继续他疯狂的实验・他先给孩子注射疫苗，然后再给孩子注射未灭活的含病毒血清，结果证实了疫苗可以让接种者获得对乙肝病毒的免疫力。这是人类第一次获得乙肝疫苗。
索尔·克鲁曼的工作说杰出和伟大的，他的工作使得后来的乙肝疫苗研发成为可能，并最终泽被万千苍生，救人无数。但他的工作同样说野蛮和可怕的，他给孩子注射活病毒并导致孩子患上乙肝的做法，已经挑战了医学和人类伦理的底线。后来的报道证实，他的团队经威胁家长，如果不参加实验，孩子就会被赶出医院。
1995年10月26日，饱受争议的索尔·克鲁曼因脑血栓在佛罗里达州去世，他终于摆脱了那些受害孩子家长的纠缠和抗议。
作为医生，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他是天使，也是恶魔；他是圣贤，也是禽兽。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妄言。能够同时在医学史上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的，他也算独一份了。
索尔·克鲁曼的工作为乙肝疫苗的商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但真正完成乙肝疫苗商业化生产的，则是另外一个人：莫里斯·希勒曼。
莫里斯·希勒曼是默克公司的研究人员，他在20世纪70年代对乙肝疫苗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最终从乙肝感染者血液中分离纯化出了安全的乙肝疫苗。
疫苗研制出来了，却不被批准进行临床实验。原因很简单：希勒曼的疫苗是从乙肝感染者血液中提取的，虽然其检测结果非常满意，但FDA仍然对其安全性深为担忧，担心有传播乙肝病毒乃至艾滋病毒的危险。这也不难理解，如果有人告诉你要给你注射以艾滋病患者的血液为原料的血制品，无论对方给你提供多么完美的检测数据，你恐怕也会有心理障碍。
FDA选择了拒绝批准莫里斯·希勒曼的疫苗进行临床实验。倔强的希勒曼某种程度上重演了当初克鲁曼的疯狂：他选择从自己亲人和公司内部员工身上进行实验。这个实验理论上是自愿的，但下属面对上级的时候，这种“自愿”有多可靠实在不好说。但无论如何，希勒曼成功了，实验证明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希勒曼最终说服了FDA，得到了进行临床实验的批准，此后进行的大样本实验证实：疫苗可以将乙肝感染率降低75%。
1981年，饱经磨难的乙肝疫苗终于获得FDA的上市批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商业化的乙肝疫苗，也是人类对抗乙肝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但是，有限的来源和高昂的价格，使其难以在大众中普及。
革命性地变革了乙肝疫苗制备工艺的是转基因技术，人类设法分离出了乙肝病毒表达抗原的基因，并将其转移到了酵母菌中，使得酵母菌可以合成乙肝抗原。酵母菌很容易大量繁殖，这一技术最终解决了疫苗原料的来源问题，使得疫苗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1986年，转基因酵母乙肝疫苗获得FDA的上市批准。此后，同样利用转基因技术，人类将乙肝病毒抗原基因转移到其他生物细胞中，获得了多种乙肝疫苗的生产技术。
1994年，乙肝疫苗生产技术被引进中国。1997年，利用酵母菌的转基因乙肝疫苗被正式批准生产。被乙肝大国帽子困扰多年的中国终于获得了向乙肝宣战的有力武器。此后，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开始大规模免费接种和补种乙肝疫苗，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1987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乙肝感染率为10.1%，到2006年，这一数字被降到1%以下，超过2亿儿童得到乙肝疫苗的保护。
通过全面免费的乙肝疫苗接种，1992年至2009年全国有9200万人得以免受乙肝病毒感染，减少慢性乙肝病毒感染2400万人，减少肝硬化、肝癌等引起的死亡430万人。没有乙肝疫苗的大规模接种，中国每年将因肝硬化肝癌多死亡25万人。
大规模疫苗接种若持之以恒，中国摘掉乙肝大国帽子指日可待。然而，谁也不曾料到，2013年，中国消除乙肝的努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2013年12月8日，1名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死亡，此事经媒体不负责任的渲染和大肆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在媒体处心积虑的搜索下，不断有新的注射乙肝疫苗后死亡的案例被报道出来，最后挖地三尺总共收集了17例死亡病例。
在报道中，媒体反复使用“问题疫苗”、“注射疫苗致死”等字眼，制造了巨大的社会恐慌，导致很多孩子家长拒绝接种免费提供的乙肝疫苗。本来保护孩子健康的疫苗，成了无知民众眼中的毒药。
家长拒绝，害怕承担责任的医务工作者自然不敢强求，中国疫苗接种率一夜之间暴跌30%。
实际上，新生儿本就是婴儿死亡的高峰期，中国每天出生无数的婴儿，在每个新生儿都要注射疫苗的情况下，出现个别的耦合死亡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2014年1月4日，国家主管部门经过认真调查，将17例死亡患儿的死因一一查明，并发布通告：乙肝疫苗质量没有问题，婴儿死亡原因与疫苗无关。然而此时，中国的疫苗企业和乙肝疫苗接种工作，己经受到沉重的打击。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让人无语，甚至透露着些许怪异。偶合死亡不是难以理解的概念，更不是最近才有，部分报道出来的死亡案例仅通过报道提到的症状过程就与疫苗致死不符。而一些媒体就是死活不理会，跟打了鸡血似的狂炒，本来很正常的事情在媒体的爆炒下造成巨大风波，沉重打击了中国乙肝防治事业，重创了中国疫苗企业，可谒损失惨重！
然而当真相大白时，他们又全然不管了。
当一个蠢货掌握了话语权，偏偏又满腔热情和正义感又极富行动能力，他就可以去危害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