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Ruth He 博士是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副教授，乔治城大学医院在职医生，她回顾了2014年肝细胞癌（HCC）的研究进展。
今年没有治疗肝细胞癌的新药上市，但是2014年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也有一些令人失望的结果，以及对新的治疗方案的研究。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对肝细胞癌病理生理学更加深入的理解。
He医生评论到，最近的一个研究阐明了高脂饮食和肝细胞癌风险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发现，内脏中的一种细菌——厚壁菌门可以增加脂多糖和一种胆汁酸的产生。它会增加肝癌的患病风险和疾病进展的风险。
另一个令人兴奋的试验与基础医学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些发现对临床肿瘤学家来说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它可以作为未来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和发展的基础。He医生解释道。
我们在608个肝癌病例中分析了遗传替代标志物的特征，并发现了主要对亚洲患者有作用的独特的突变特征。这些工作成果阐明了以前未发现的与肝细胞癌进展有关的突变过程。
许多研究者们都在试图发展和设计未来的试验，这对于未来的发展来说非常有用。她说到。
关键因素：治疗丙型肝炎，使肿瘤降期
我们谈谈另一个新的临床研究，最近的一个荟萃分析强调了治疗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必要性。与未达到持续病毒学缓解的患者相比，治疗后达到持续病毒学缓解的患者的死亡风险较低(60%-84%)，发展为肝细胞癌的风险也较低(68%-79%)，需要肝移植的患者也较少(90%)。
在过去的几年里，丙型肝炎的治疗有了重大发展，现在已经明确，成功消除感染可以降低肝硬化和肝癌的死亡率。因此这不仅仅是治疗癌症。He医生强调。这些数据对所有的供应者来说都非常重要，它们不仅与肿瘤学家有关，而且与整个医学界都有关联。任何存在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风险的患者都应该进行筛查，那些慢性感染的患者应该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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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荟萃分析的数据是在应用传统治疗方案的患者中产生的。由于治疗方案已经改进，现在的疗效可能要好的多。He医生补充道。
另一个研究表明，有进一步的证据显示肝细胞癌的患者在肝移植前进行肿瘤降期，这样可以提高五年无复发生存率和总生存率。应用局部-区域治疗的187位肝细胞癌患者中有119位能够达到肝移植的条件，进行肝移植的患者中有80%以上术后生存期超过5年。
Milan标准被认为是选择适合进行肝移植的肝硬化和肝细胞癌患者的金标准。根据该标准，单个病灶大小不超过5cm、2个或3个病灶大小不超过3cm的患者才符合肝移植的条件。
降低大的肿瘤的分期可以使患者符合这些标准，He医生解释到，该研究也强调了初诊的肝细胞癌患者多学科治疗的重要性。一些患者应用了局部治疗，但是他们真正需要一个团队和移植计划来进行评估。
新药的数据令人失望
至于新药和新的治疗方案，最近试验的一些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唯一一个被批准用于肝细胞癌的系统治疗的药物是索拉非尼(Nexavar)，该药是在2007年被批准使用的。
多年以来，我们已经检测了新的靶向治疗在一线治疗中的作用，我们通常使用的是索拉非尼（这是标准的治疗方案）。如果在应用索拉非尼治疗后疾病发生进展，我们则会选择应用安慰剂。He医生说道，即使早期的研究结果非常有前景，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药物在III期试验中显示出优越性。
2014年出现了几个阴性的III期试验。其中一个是STORM试验，该试验中我们评估了索拉非尼在辅助治疗中的疗效。患者在手术后被随机分配到索拉非尼组或安慰剂组，但是我们没有发现索拉非尼组患者有生存期优势。He医生说，该试验已经进行了许多年，因此这些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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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在治疗肝细胞癌中非常有前景的药物是tivantinib (ARQ 197)，该药是一种口服的c-MET蛋白抑制剂。与c-MET蛋白表达较低的患者相比，c-MET蛋白表达较高的肝细胞癌患者的预后较差，生存期较短。一个随机的II期试验显示，应用tivantinib治疗可以延长c-MET蛋白表达较高的肝细胞癌患者的生存期，但是不能延长c-MET蛋白表达较低的肝细胞癌患者的生存期。这些发现提示，c-MET不仅是肝细胞癌的预后标志物，也可以作为选择有效治疗方案的生物标志物。一个正在进行当中的国际性随机临床试验正在检测c-MET作为判断是否适合应用tivantinib治疗的生物标志物的实用性。
关于一种新的治疗方案，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费用问题。它可能是今年内科医生正在努力克服的最重要的事情。He医生解释到。她解释到，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治疗的费用对保险和社会的影响。
编译自：Roxanne Nelson,Advances in GI Cancer: 2014, Medscape, December 18,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