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生命融入事业
——追记英年早逝的青年科学家 胡可心
（新华社记者 张景勇）
38岁，他已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助理，这一连串的“光环”足以令人敬佩与羡慕。
38岁，风华正茂，一个没有被世界科技难题所吓退的坚强生命，却被病魔无情地吞噬，人们无不为之扼腕叹息，甚至埋怨命运的不公。
人们谈论的是青年科学家胡可心，这位青年俊才、优秀共产党员在2001年底病逝时年仅38岁，而当发现自己已是肝癌晚期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毅然将诊断书偷偷锁进保险柜，直到把科研工作安排妥当。
“所里还有需要我做的工作”
1963年出生于山东的胡可心，20岁时就考取了中科院声学所的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所工作，1998年被特聘为研究员，1999年任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助理，2000年任声学所数字与系统集成技术部代理主任、博士生导师。
然而，胡可心的成长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充满着种种诱惑与选择。正如胡可心的导师、中科院院士侯朝焕所说：“胡可心所学的专业有很好的市场前景，这种专业人才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炙手可热，我有的学生自己开公司，已有了上千万元资产。当然，在数字信号处理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胡可心，同样面临着如何选择人生之路的问题。”
1996年前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一些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也纷纷“下海”。当时，一家外资高技术公司向胡可心抛出“绣球”：以60万元的年薪聘请他任公司总系统师。但胡可心却平静地回绝了对方，理由非常简单：“所里还有需要我做的工作。”
“数字与系统集成技术部一度科研经费紧张，奖金也发不下来，很多研究人员都离开了。胡可心因为科研工作需要留了下来，并担起重任，身兼三个学科领域的工作，虽然有一定难度，但他毫无怨言，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工程经验及独特的创新精神，很快就撑起了三个学科领域的科研任务，这充分体现了胡可心的科研能力，以及扎根科学事业、以民族大业为重的精神。”侯朝焕对自己的弟子很是赞赏。
了解胡可心的人都知道，他所看中的不是金钱，而是为国家和人民干一番事业。事业，在他心中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他的目标与乐趣所在。因此，他在国家需要和金钱面前的选择，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
“请把靠楼道的窗户封上”
承担着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信息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研究任务，还有其它重大研究课题，以及平时的管理工作，胡可心的科研任务和管理任务非常繁重，他的敬业奉献精神同其突出的科研能力一样，也是人们有目共睹和由衷敬佩的。
胡可心的导师和同事们不会忘记，在申请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日日夜夜，作为此项目的关键人员，胡可心和大家一起紧张工作。胡可心和同事们的心血没有白费，这个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七轮严格评审和筛选，在1999年10月项目正式立项，侯朝焕院士为此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胡可心则为首席科学家助理，协助首席科学家负责项目的全面工作，可谓责任重大。
为中科院声学所办公楼装修的工人们也忘不了，这是一个要求把自己的办公室窗户封上的“怪人”。那是在2000年装修办公室时，胡可心让人把工人叫来：“你给我的窗帘上加一层不透光的红绒布，并把靠楼道的窗户封上。”他还买了一个台灯，让人晚上从楼外面看窗户透不透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晚上偷着加班而不受干扰，因为声学所为照顾科研人员的身体，规定晚11点以后办公室必须熄灯。如果没有人催，胡可心时常是一个通宵接一个通宵地工作。
“满脑子想的是工作。”这是胡可心的妻子朱晓红对丈夫的评价，“有一次过节，所里给职工发了花生油，他随手放在了办公室。家里没油了，催他几次把油拿回家，每次他都嘴上答应着，可回家时却空着手。因为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最后还是我去所里拿回来的。”
“做事一定要深，做人一定要浅。”这是胡可心挂在嘴边的话，他一心扑在事业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能工作就行了。”这或许就是胡可心对生活的“最高要求”。
“如果再给我3年时间……”
“如果再给我3年时间，我就能和同志们一起把项目做完，那将死而无憾。眼下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还不该走，不能走。”病危中的胡可心仍然惦记着他所负责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2001年9月1日，感到身体不适的胡可心独自去医院体检，“肝癌”！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但胡可心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想着如何把重大科研任务安排好，唯恐因自己住院影响科研进展。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来到办公室，毅然决定把诊断书锁进保险柜。
妻子朱晓红在晚上的电话中才得知丈夫身患绝症，难过、着急的妻子一次次来到胡可心的办公室，哭着让丈夫去医院检查，而胡可心却说：“项目这么大，课题有那么多节点，我不能一走了之，不交待清楚怎么行？我忙过这几天就去检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胡可心夜以继日，把科研任务分配到组，落实到人。直到有一天，胡可心对妻子说：“我把这一段工作和每个人的任务都安排到明年2月，这样我就可以住院了。等开完刀，2月一出院就接着干，等于一点没耽误。”
“那段时间，胡可心在办公室从早忙到晚，给大家布置工作，仔细交待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与大家谈话时，他经常靠在沙发上，满头是汗，我们还以为是天气太热，谁想到他竟得了这种病。”回忆起胡可心病后的日子，同事们痛心不已。
当胡可心住进医院，已是9月11日了。
可住进医院的胡可心，并没有安心养病。一位常去探望他的同事回忆说，当时病房里一边是为他治病忙碌的医护人员，一边是忙着通过电话探讨工作的胡可心。人们在事后清理胡可心的办公室时才发现，他为了工作，早在住院前就已把办公室电话转移到手机上。
第一次手术很成功，经历了10多个小时手术的胡可心一苏醒就提出要三样东西：手机、收音机、抗癌药。一直在身边陪伴他的妻子知道，他十分挂念自己的科研项目，他最需要的是手机，因为有了手机他就可以和同事们联系，了解项目进展情况。
尽管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医生最终没能挽回他的生命。声学所失去了一位科研项目的优秀带头人，国家失去了一位很有才华的优秀青年科学家。
胡可心生前担心的只是科研事业，在生活上从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在病重住院期间，胡可心提出弄点野菜和上面糊蒸着吃，还特别请求从家乡赶来照顾自己的父亲一定要亲自动手，胡可心吃完一碗后，剩下的让父亲全吃了。当时父亲并没有在意，后来才明白了儿子的良苦用心：常年在外，异常思念家乡；孩儿即将离去，以后老人家不能指望儿子尽孝了，千万不能给组织提要求，添麻烦……孩子是用这种独特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大忠”和“大孝”啊。
(《人民日报》2002年0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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