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记者毕云通讯员王汉玲
■讲述：阮伟军 ■性别：女
■年龄：49岁 ■学历：高中
■职业：汉阳钢厂财务科科长
■时间：10月25日下午
■地点：汉阳钢厂财务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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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患癌症离她而去，儿子又患了白血病，如今只能隔着无菌病房的玻璃与妈妈深情相望，她成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惟一的支柱，她咬着牙坚持着。
阮伟军是个新闻人物，她的眼泪，她的悲伤，都以新闻图片的形式出现在报纸上。但她说：我宁可像以前一样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女工。因为，她成为新闻人物是因为她的不幸与苦难。以前，她拥有丈夫和儿子，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现在，她与丈夫已是阴阳两隔，与儿子只能隔着无菌病房的厚厚玻璃深情相望。
她的儿子小哲（化名）患的是白血病，在武汉协和医院做了骨髓自体移植手术，目前仍然在无菌病房里度过手术后的恢复期。按我的想像，她应该是忧中有喜地整天守候在医院里。哪知她居然整天忙于工作，而且忙得不可想像，连周末都不能休息，以至我为了跟她约定采访时间联络了好几次才定下来。那个周六的下午，我们是在她办公桌的电脑前见到她的，当时她还穿着一件肥大的米色工作服。见到她的那一刻，我心里油然而起一种敬意，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精神什么力量，支撑着眼前这位有着男性化名字、却长得颇女性化的大姐。
当她拿出丈夫生前的身份证给我看，说他长得帅的时候；当她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的时候；当她说出了以前对其他记者从未说过的心里话的时候；我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女人首先是那么真实，然后才是坚强。
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挺顺的
其实，我一直都挺顺的，只是这几年才变得不顺了。
阮伟军这样说出自己的开场白。丈夫患癌病逝、儿子得白血病，这样的事放在任何一个女人肩上都是无法承受之重。这样语言轻松地表达，足见她天性乐观。她开始讲起了她的“顺”。
高中毕业时赶上知青下放，但我只在农村待了不到一年就回城了，父母都是汉阳钢厂的职工，我顶父亲的职进了厂。那时厂里的效益很好，我的生活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1980年，通过同事介绍，我认识了武汉无线电三厂的职工建军（化名），他在厂里做美术设计，人很聪明，爱好广泛，长得也帅，我们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1982年，我们喜结良缘，婚后的生活很幸福。1983年，儿子小哲出世了，更为家里增添了许多快乐。
我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我就很快乐。小哲是好孩子，从小就特别懂事。有一次看到街上有卖荔枝的，很想吃，但是我对他说：“荔枝太贵了，妈妈一天的工资还不够买一斤的，我们吃别的吧？”他听话地点点头。从那之后，小哲从不提出过高的要求，一直到现在。
后来，工厂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丈夫成了最早一批下岗的，每月只有一百来元的劳保费。我的工作还算稳定，但也只有七八百元的收入。虽然日子越来越艰难，但我和丈夫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红过脸。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小哲，他从小学习就好，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重点高中———华师一附中。
小哲是我们生活的希望。尤其是我丈夫，因为身体一直不好，厂子又垮了，空有满腔的抱负无法施展，更是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没想到天不遂人愿，小哲考进重点高中的那年，我们家还没高兴几天，就开始不顺了。
除夕夜，我为他惊魂
丈夫原本就患有乙肝，到了2000年底，他突然觉得肝痛、腹胀、乏力，人有些消瘦，还伴有轻微的腹泻。就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有肝腹水、肝硬化的症状，需住院治疗。住院后，他的精神状况一天比一天差。他担心花钱太多，又怕影响到小哲，再听到别人说这个病迟早要转化为绝症，他的心理负担就更加严重，病情也随之加重了，到了2001年就只能躺在床上了。
后来，他的病竟真的如他担心，转化成了肝癌。有人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他的病很严重，治疗只是拖延时间，耗费金钱。但无论希望有多渺茫，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
2001年除夕夜，我怕建军寂寞，安顿好儿子后就赶去医院陪他。他见我如此劳累很心疼，不停地劝我回家休息，照顾好儿子，在他的不断催促下，我就回家了。谁知，刚洗完澡准备躺下休息时，医院的电话就来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是十二点差十分。我赶到医院，医生告诉我建军大约是想不开，有过激的自残行为，幸好被及时发现了。我好后悔，不该把他一个人留在医院。春节那几天，我天天陪着他，终于令他打消了放弃生命的念头，答应我们好好配合医生的治疗。四个多月过去了，建军的病情竟奇迹般地有了好转，我真是百感交集。尽管为治疗建军的病，我们家背负了巨额债务，
但这一切我都认为值得。
讲到这里，我以为会有眼泪，至少会有叹息，但都没有。眼前的阮伟军令我惊异。我想，这样一个女人，绝对不是“心硬”，而是心有大慈悲。果然，她用极端冷静的语调说出了这样一段话：“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何况这是我丈夫的生命。所以无论花多少钱，无论他的生命延续得是多么短暂，我都觉得值！”
爸爸遗像前，儿子成熟了
2002年9月，儿子小哲上高三了，以他的成绩，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想，家里总算是要出喜事了。没想到更大的灾难要来了。
2002年10月25日，小哲突然觉得头痛，还发着高烧，老师看他很严重就让他回家。小哲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他知道他爸爸在家休养，怕回家后爸爸会担心，就去了武昌他姑姑家。他是住读生，到了周末，他怕再不回来会引起我们怀疑，就撒谎说周末学校有事不能回家。但是他的高烧一直没退，他姑姑有些担心就打电话给我。我们送小哲去医院检查，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就只打了针。可是过了很多天小哲的高烧始终不退，我们就在医院做了很多检查。
我至今记得那天的情景，我和建军一起去看检查结果，医生第一句话就是：“你有几个孩子？”我当即一愣，心直往下沉。医生说小哲的病情已经确诊了，是白血病。
“你当时哭了吗？”我的心也往下一沉。
“没有！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第一反应是：‘可以做骨髓移植吗？’其实我对这个病一无所知，唯一听到过的就是关于骨髓移植。”
医生说小哲的病是白血病中最严重的一种，而且身体情况很差，能不能做骨髓移植还很难说，况且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骨髓做移植。医生很冷静地说只有百分之一到五的希望，他还说骨髓移植费用太贵，一般家庭无法承担。
丈夫本来好转的病情又加重了，又住进了医院，可是他很快就坚持要求出院，我知道他是为了节约钱给儿子治病。
在我的坚持下，医生用了最后的一搏给小哲上了化疗，结果奇迹出现了，他的病情开始好转，烧也退了，可以吃一些东西，可是化疗不能停，一停下来病情就反复。小哲说：“妈妈，这个针打了后很管用，我要好好配合医生的治疗，快点好，马上就要高考了，再不复习就赶不上了，我要考上好的大学，或许爸爸一高兴病就好了。”听了儿子的话，我心里在流泪。其实那时，丈夫建军已经到了癌症晚期，人已经进入弥留状态了。
2003年6月28日，丈夫抢救无效去世了，临终前他对我说：“伟军，这些年辛苦你了，你要好好照顾儿子，我走了你会轻松些的，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你这么好的妻子。”我擦干眼泪，点点头说：“你放心吧，无论有多艰难，我都会治好孩子的病。”他听完我的话才闭上眼。
以前怕丈夫的病影响小哲，总是将他跟孩子隔离居住，所以小哲的化疗结束后回家休养时没有在意父亲不在了。我怕他受到刺激，将遗像用报纸小心包好藏起来。可是有一天他找书时发现了他爸爸的遗像。那天他不言不语，只是不停地流泪，也不肯吃东西。我只得对他说：“儿子，你爸爸的病，妈妈和医生都尽力了。爸爸他这一生没有白活，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你爸爸临走时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一定要战胜病魔，好好地活下去。”小哲哭着点头说：“妈妈，我一定会好起来的，将来，我会代替爸爸好好照顾你。”儿子一夜之间成熟了好多。
由于始终找不到合适的骨髓做移植，医院征得我的同意后决定给小哲做自体骨髓移植。上天终于眷顾了我们这对悲惨的母子，小哲的手术很成功，连医生都称是个奇迹。
现在小哲的造血干细胞已恢复了功能，只要再观察几天就可以离开无菌病房了，所有人都为我们感到高兴。
阮伟军笑了。这时她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母亲，因为儿子再生了。
我们临走之前，阮伟军突然拿出一个小本子：“这上面记录了自从他们父子生病后的点点滴滴。对于社会各界人士给我们的帮助，我都记录得很仔细，你们一定要在报纸上帮我表达我对所有人的谢意。”
吃完所有的苦，剩下的就是甜 都市报记者毕云
上大学时，我喜欢听《Blowin＇intheWind》这首美国民歌摇滚，喜欢听那清新自然带点忧伤的曲调，更喜欢鲍勃·迪伦的歌词形式。那天从阮伟军的办公室出来后，坐在采访车里，听着车内回旋着的说不出来是什么的音乐，我心中突然响起《Blowin＇intheWind》那久违的旋律。倒不是因为阮伟军的故事跟鲍勃·迪伦这首歌有什么关联，而是因为我突然联想到了鲍勃·迪伦那一问一答的歌词形式：
“Howmanyroadsmustamanwalkdown
Beforeyoucallhimaman？……
Theanswerisblowin＇inthewind．”（一个人要经历多少磨难，才会变得坚强？……答案在那风中飘。）
对阮伟军来说，答案肯定不能从风中找，而是就在阮伟军的心里。那天下午，阮伟军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人的本性难移其实不准确，人的性格其实是很容易改变的。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特别好哭，一点点委屈都受不了。”我问她，丈夫和孩子都病倒后，她是不是经常哭，她回答说：很少哭，因为哭没有用，只会有引起恐慌、徒增伤悲。
面对一个坚强的女性，我只有敬佩和祝福。那天晚上临走前，我对阮伟军说过一句话：“你已经吃完了所有的苦，剩下的就是甜了！”愿这句话也成为对所有正在经历生活挫折与磨难的人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