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官的楷模---记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王书田
王书田，１９５３年９月出生，江苏省沛县人，中共党员。现任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１９７３年参加工作，１９７９年调入临潼公安分局，先后任民警、派出所所长、纪检组长、党委副书记、政委等职。１９９８年２月调任临潼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并分管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本报记者刘勇摄）
王书田坚持要上班，妻子怎么劝都劝不住。多少次了，他总是这么犟，嘴上答应好好的，可私底下，他该咋办还咋办。第三次出院后，王书田在家里只休养了一个多月，就再也呆不住了，整天嚷嚷着要去单位“看一看”。拗不过，妻子也只能遂了他的愿。
作为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王书田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也无论是生病住院，还是吐血昏迷，只要脑子清醒，身体还能动弹，他就总想着单位的“那一摊子事情”。
老百姓说：“他是一个清官”；邻居和亲人说：“他是一个好人”；而所有见证过他与病痛抗争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铁打的汉子，有骨头的男人！”
５天５夜昏迷，４０００ＣＣ输血。勇斗病魔，忘我工作，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顽强精神。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意志如钢的王书田……
很少有人会像王书田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经历了两次生死考验。
２００３年５月４日晚上，忙碌了一天的王书田从单位回家后特别高兴。经过２０多天的苦干，他们办理的一起某单位出纳王某贪污公款的案件取得了重大进展。证据由起初的３万元最终锁定为１７万元。这对经济欠发达的临潼来说，１７万元的案件就是一条“大鱼”。案子破了，大家都很开心，王书田的心情也非常好。当天晚上，安排同事们休息后，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了家。
“一进门，我就看他脸色不太好，问他哪儿不舒服。他说，我感觉特别乏，想睡一会儿。”妻子李玉琴回忆说，“我把他扶到沙发上的时候，就觉得他浑身都是汗，好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书田让我把药递给他，服用后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９点多，我刚下楼几分钟，手机突然响了，女儿楠欣带着哭腔叫我：妈，妈，快回来，我爸吐血了……等我跑上去的时候，那情景真的把人吓呆了：沙发上、茶几上到处是血，地上积了厚厚一层……”
李玉琴的第一个反应是给检察院打电话：“可王书田死活拦住不让打，说大家好不容易才休息，别打扰他们了。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也不想再争论，就赶紧拨打了‘１２０’。”
次日凌晨１点多，已经被送到医院的王书田再次大口大口吐血，随即陷入了重度昏迷……
当夜４点多，正在西安学习的临潼区检察院检察长方满友冒雨赶回临潼时，王书田仍然没有睁开眼睛。“我被特许进去的时候，书田的手上、脚上，到处插的都是针头和管子。我去抓他的手，‘王检，王检’叫他，没有反应。院长跟我说，人恐怕不行了，你们早点准备吧。当时，我这泪啊，刷地一下就出来了。”
王书田病危的消息传出后，西安市检察院检察长任高潮赶来了；临潼区委书记张雷、区长罗亚民赶来了；检察院和公安分局的战友赶来了；社区的邻居和亲戚朋友也赶来了。一时间，急救室外，走廊里挤满了看望王书田的人群，许多人眼里噙着泪水，焦急地期盼着奇迹能够出现。
整整５天５夜，临潼区人民医院和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中间转院），调集了所有的精干力量进行抢救。２０袋血液，共４０００ＣＣ，沿着透明的胶管，一滴一滴输进了王书田的身体。
临潼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周晓峰告诉记者：“一个成年人身上的血也就６０００ＣＣ左右，王书田吐出来的血能有一脸盆。他输血４０００ＣＣ是个什么概念？这等于他差不多把身上的血都吐光了。他５天５夜昏迷不醒，这种情况我们从来没见过。说实话，当时都以为他没救了，但做过脾脏切除、食道胃底静脉断流等止血手术后，他又挺过来了……”
言语不多的王书田是个“拼命三郎”。２０年前，他还在基层当民警时，就因超强度工作累坏了身体。１９８６年查出乙肝后，本应该好好调养治疗，但他仗着自己年轻没太重视，后来，病情慢慢就加重了。
１９９８年２月，王书田从公安分局调到检察院工作后，妻子有一段时间还挺高兴，以为他到检察院担任个副职，工作上可能要轻松一些，也正好借这一段时间好好恢复一下身体。但是，王书田那种天生拉车不松“套”的性格一点都没改变。
上任半年，他就连续指挥查处了某电力疗养院部门经理阎某挪用２万元、某电管站站长苏某贪污３万元、某农技站主任宋某挪用３万元等一批案件，超负荷的工作使身体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
有一次，妻子李玉琴买菜回来，老远就看见楼门口台阶上有个人在那儿坐着，走到跟前一看，是王书田在睡觉。她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赶紧把他摇醒过来。一问才知道，他们刚办完一起案子，从单位走回来时，看到自家的５楼太高了，本想坐在门口歇一歇再上去，谁知坐到那儿就睡着了。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日，王书田再也支撑不住了。他在带领检察人员查处工商银行临潼分行营业员陈某贪污案时，因多日劳累，凌晨两点多钟昏倒在办公室里，同事们赶紧把他送到附近的一家部队医院。一检查，病情已经转化为肝硬化腹水、并发糖尿病。
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王书田一直瞒着自己的病情。
在近一个月的治疗期内，王书田不是阅卷，就是和来看他的同事开“小会”，病房俨然就是他的办公室。为这事，医生护士没少和他“生气”，但一转眼，王书田依然“我行我素”。
病情稍有稳定，王书田就急着出院，任凭医生和家人劝阻也无济于事。临潼区人民医院的王院长无可奈何地说：“老王啊，你真算个铁人了，都到这份上了，还不把案卷放一放，简直就是不要命了！”
其实，王书田又何尝不知道这种病的厉害呢？民间早就有个说法，“肝炎不可怕，就怕肝硬化；硬化不可怕，就怕肚子胀。”肚子胀了，就证明已经有腹水了，到这个程度人体的机能就非常脆弱了。无论是劳累，还是情绪波动，甚至没有吃好一顿饭，都有可能引起体内出血，而体内一旦出血，就很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
王书田最初听到“肝硬化腹水”这几个字时，也曾连续数天思绪翻滚，当他平静下来后，又觉得什么都想清楚了：“我就是那个快没油的破煤油灯，空搁着油也会耗干，还不如点着它，多少能够照点亮。”
大病初愈，医生劝告他“一定不能劳累，每天晚上睡觉不能超过１０点”，王书田脸上笑着答应着，内心也知道身体的重要，可是一上班“就全忘了”。
就在王书田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身体一天天衰弱的情况下，他始终不同意减少作为一个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所应承担的工作任务，他和大家一起加班加点，几乎每天要熬到午夜以后才能躺下。
反贪局的同事们说，这些年来，王书田从未休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每天平均加班五六个钟头以上。办案紧张时，他在单位一住就是十多天。妻子李玉琴说，多少年了，他都是突然回来，又突然出去，有时一走就是好几天。
妻子曾经多少次哭着求他注意身体，“就是不为你自己，也得为我们娘俩儿想一想啊！”王书田也总是安慰妻子不用担心。可是，接踵而来的工作使他顾不上自己。
有一次上案子，王书田一个星期没跟妻女打照面，直到案子办完了才回家。李玉琴说：“一进门，他就嚷嚷着让我快给做点饭。虽然有怨言，但到底还是心疼他。把饭做好后，给他盛了一碗。王书田一边端着饭碗，一边还在看那一堆材料。我就说，你能不能把它放一放，吃完了再看？我这一说，他就开始吃饭了。等我转身从里间出来的时候，你猜怎么了？王书田手里端个饭碗，脑袋左斜着，筷子还放在嘴上，他竟然睡着了。当时我这泪啊，拦都拦不住。”
知夫莫如妻。李玉琴对自己的丈夫再了解不过了：“躺在病床上，他是我的丈夫；等他好了、站起来了，他又成了检察院的人了。”
２００３年５月第一次吐血出院后，王书田非要急着去上班。李玉琴实在劝不住，就跟他发了火：“单位缺你一个人就不过了？才出院就到处跑，万一再有个闪失让我们娘俩儿咋办呀。”他就说：“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让我在家里呆着，我也急呀。单位有那么多事儿，我去了，多少还能帮帮忙。”
拦不住丈夫，妻子也只能妥协：“我就跟他说，你去可以，可别再像以前那么拼着干了，多少点个卯，和大伙儿打个招呼就行了。这个人嬉皮笑脸答应得好好的，可一到了单位就不是他了。”
出院上班后，王书田怕大家过分关注他的身体，经常在别人面前说：“我最近恢复得不错，那几副中药真管用。”而他的身体究竟如何，大家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２００４年４月初，王书田在指挥办理某烟草公司科长赵某、某银行职员房某挪用公款大案时，再一次吐血住院。
“早上８点钟，人都躺在医院了，他还给单位打电话，让办公室的小杨通知９点钟开检委会研究案子。”李玉琴说：“当时我气得跟他吼：刚止住血就开会，开什么开！”
王书田说：“方检到西安学习时，把开检委会的事交给了我，定的就是这一天，等他回来了事情还没办，我咋向他交待？”
原定的检委会，因为王书田的再次昏迷最终没有开成。在医院的病床上，他一躺又是４０多天。
３次住院治疗，一笔大额欠债。安于清贫，一尘不染，他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高尚情操。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清廉如水的王书田……
从事政法工作２６年，７年战斗在反贪一线。在许多人看来，王书田手中的权力不小。有人甚至揣度，像他这种“查”官的“官”，稍微用一下职权或张张嘴，日子肯定会过得大不一样。但是，记者采访到的情况却令人惊诧。
王书田前后三次住院，其中两次吐血抢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也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特别是２００３年５月第一次吐血到当年１０月重新上班，病情连续出现反复，期间又两次住院治疗，光这段时间，有票可查的医药费就不少。
王书田是正处级，每月工资不到１５００元，加上妻子内退的工资每月４００多元，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连买药的钱都不够。为了治病，欠下数目不小的债务。
第三次住院后，“债窟窿”变得更大了。妻子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应付接踵而来的巨大花销，琢磨来，琢磨去，不得不把王书田在公安分局当政委时分得的一套９０多平方米的房子卖了，另外又租了一套４０平方米的房子。
李玉琴说：“从人家那儿把钱拿回来时，我这心像猫抓一样，这毕竟是他在公安分局干了１９年才挣下的呀，我咋跟他说呀？可是我没办法，不卖房就没钱给他治病，没钱治病了，他还能活下去吗？”
为了减轻王书田的经济压力，８０多岁的老岳父把自己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１万多元养老钱拿了出来，而自己平常却背着亲人到菜市场捡拾别人不要的菜叶儿回家吃。当王书田偶然得知这１万元的真相时，坐在医院的病床上哭得一塌糊涂。
１１月初，记者到王书田租往的房子看了看，面积很小，光线也不好，再看屋里的陈设，能看过眼的东西基本找不到。客厅里挂着一盏６个口的吊灯，却发现只安了一个灯泡，记者以为坏了，一问才知道，为省电把那５个灯泡全摘了。
就是这样，在最困难、最需要照顾的时候，王书田也始终没有向组织开口，更没有向案件伸手。
在王书田住院治疗期间，曾经有一些单位和个人，直接或委婉地表示过，“想支付一些医药费”、“家里有什么事说一声”等意思，但王书田也只是听听从不表态，他还告诉家里人：“你们也别要人家的东西。”
妻子９年前就因单位效益不好办了内退手续。下来后，她想挣点钱补贴家用。这些年，她打过工，当过送票员，也开过理发店，但都没嫌到什么钱。人过中年，她跑得实在有些辛苦。
有一次，区里某部门有个平时就和他们比较熟的干部对李玉琴说，“嫂子，看你一天跑得这么累，不如开个饭店吧，我们单位接待任务多，以后把迎来送往的事情分一部分给你，家里开销不就解决了？”
李玉琴一听，心里有点高兴。回家后，她拐弯抹角说起来，王书田马上就明白妻子啥想法，当下就说，“这件事情咱干不了。”本来想得好好的，结果丈夫的一句话全泡了汤。
在王书田的眼里，公与私、权与利泾渭分明。他不会用自己的权力去谋私，更不会和别人作任何形式上的“交换”。
还是王书田在公安分局当政委时，一个多年的朋友找到他说：“王哥，现在开歌厅挺赚钱的，本钱我和另外的朋友掏，碰上乱七八糟的事，你给关照一下就行。”王书田说：“你们开吧，不犯法就行，反正我不参与。”
一个老同学说要聚一聚，他没有想的太多，到了饭店，还有区机关的一个干部也在场，王书田一看，这饭有明堂。
原来，反贪局正在查处某街道办事处一个干部的贪污案，有一笔３万多元的非法所得被检察院暂扣，那位机关干部想请王书田帮忙把３万元退出来，并直言不讳地说：“这笔钱交给公家能有啥意思，不如发还给他，我让他拿出一半给你。”
王书田说：“把赃款分给我，我可不敢要。”后来，这笔押扣款按规定全部没收上缴了国库。
违反规定的钱物肯定不能收，但如果是碰到人情交往呢？王书田还是那句话：“反正和职务有勾连的东西我不要。”
离开公安分局的前一年，王书田的父亲病逝了，同事们依照当地风俗给王书田凑了９０００多元“份子钱”。等父亲的丧事一结束，他立即把这些礼金拿到政工科，让逐人逐份退了回去。大家不理解：“婚丧嫁娶都这样，又不是行贿，王政委你干嘛这样啊。”王书田说：“心意我领了，但东西千万千万拿回去。”
不贪不占的王书田，在邻居和普通人眼里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好人了。”
７３岁的刘老太太，是王书田的老邻居。１１年前，刘老太太遇到了一件难办的事：儿子娶了农村媳妇，孙子户口上不到城里。后来，孙子大了要入学，没有户口办不成啊。这下，老太太愁得吃不下睡不着。
她听人说，小区院里住着公安分局一个当“官”的，但老人并不认识王书田。在大门口，有人指给她：“脸黑黑的那个人就是。”
琢磨了半天，刘老太太决定上前和他说说。她原来想的是：“我就问一句，如果他不搭理，管他是多大的官，肯定再不找他了。”
没想到，王书田对老人很热情。听完情况后说：“这事儿现在政策允许，回头就给您办了。”几天后，当刘老太太再碰到王书田时，他已经把孩子的户口办好了。
多少年了，王书田就是这么热心地帮着那些普普通通的人。
下乡的时候，他给家境贫寒的学生掏过钱；街坊住院了，他也表示过自己的心意；同事的孩子上学，他也帮着联系方便的学校。只要看见了，碰上了，条件又允许，他总要问一声，帮一把。
妻子李玉琴告诉记者：“最初别人介绍他跟我谈对象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愿意，你看他黑不溜秋的，一点吸引人的地方也没有。但这２０多年处下来，我对他真的有一种敬佩的感觉。我也纳闷，他这个人不太爱说话，但在外面人缘却特别好。书田生病后，楼口有个老太太，我们也不太熟，都９０多岁了，专门做了个小棉垫送过来，说让书田累得时候靠一靠，啊呀，把我们感动的不行。”
“过去，他爱帮助一般的人，现在他病了，有这么多的人关心他，作为妻子，我真的很欣慰。我对他说，就冲你是一个好人，我也跟你一辈子！”
７年检察工作，９４件铁案，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他始终履行着检察官的神圣职责。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执法如山的王书田……
忠于事实，忠于法律，坚持原则，秉公办案。这是王书田对部属的要求，更是他多年来一贯坚持的执法追求。参加检察工作７年来，他把组织的信任化为工作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反贪事业当中。
１９９９年３月，反贪局接到某勘探大队职工举报，反映该大队财务科科长张某涉嫌贪污公款的问题。介入调查后，困难之大超出想像。犯罪嫌疑人张某凭借４０多年的财务工作经验和做账技巧，给侦查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个别检察人员甚至产生了松劲厌战情绪。王书田对大家说：“几百号人的血汗钱交给我们来查，这点困难算什么。”随后，他领着大家一头扎进小山似的账堆里，梳理、分析，核对、排查，过手的票据能有一万多张，找过的证人能有几十人之多。
终于，他们从一笔设备支出费中找出了破绽。很快，张某侵吞公款８万元的事实被挖了出来。起诉到法院后，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勘探大队的职工很感激，敲锣打鼓把锦旗送到了检察院。
在王书田的心中，普遍百姓的利益他始终看得很重。执法为民已经成为他工作的最高追求。
临潼是一个农业区，农业人口多，农村干部的案件也比较多。但这类案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案值往往较小，有的几千元，大的也不过两三万元。而且，农村的账目大多比较混乱，有票少账，或白条充账的情况非常普遍。
有一段时间，同事们觉得查处这类案件“得不偿失”，累得够戗不说，查完了也不出成绩，到头来还得自个儿贴上饭钱、油钱、电话钱，因此，不少同志对查处这类案件热情不高。
王书田想得不一样。他认为，现在农村很多问题，大多数都是由于一些村干部侵犯农民利益造成的，别看是几十元，几百元的“小事”，但对辛苦了一年的农民来说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如果他们反映的问题没人管、没人问，小事也能变出大事来。
王书田说：“案子小，意义不见得小。”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零口镇某村村民举报村支部书记潘某有贪污村里２万元收益款的嫌疑。王书田接到举报后，连夜组成工作组驻村办案。
当时，正值天寒地冻。有的同事不理解，觉得为一个２万元的案子这么着急上火赶去没必要。但王书田对大家说：“我们虽然在城里上班，但大多数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民的苦谁不知道？他们不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谁会冒险出来告干部？村民给我们举报了，是因为相信咱检察院，我们千万不能冷了他们的心。”
当天晚上，他就领着几个办案人员，迎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出发了，直到夜里１０点多钟，吉普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后才开进了这个小山村。
在查案的半个多月时间里，他们昼夜加班，在将近８年、总共１０００多张白条中重建了账目，也查清了潘某贪污村里收益款的犯罪事实。后来，潘某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主持反贪工作７年，王书田先后组织查处了１７名村官犯罪案件，揭开了一个个“村盖子”，铲除了一个个“村蛀虫”。尽管案值不是很大，但通过查处这些老百姓最为关切的案件，使农民真切地感受到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记者在临潼采访期间，听到有许多人不经意间把王书田叫做“王黑脸”、“王黑子”，这固然有他皮肤黑的原因，但更多的和他敢碰硬、不徇私有关。
２００４年３月，王书田组织查办了临潼某烟草公司科长赵某贪污公款１４万元的案件。侦查工作刚一展开，各方面说情打电话的就全来了。犯罪嫌疑人的亲朋好友更是不闲着，拐弯抹角找通融。
王书田一看不行，这样别说办案子了，就是整天应付说情的就受不了。他和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把所有办案人员的手机都关掉锁起来，连他自己的也不例外。他对大家说，咱们来个“隐身法”，让说情的人找不着。
连续一个星期，他和办案组呆在一个不太被人发现的地方昼夜工作。同事外出取证，王书田就在家里审查材料，遇到证据疑点，一起研究破解，不到１０天，他们就查清了赵某涉嫌贪污的全部证据。而且，由此案还带出了一起中国银行临潼支行贷办员房某挪用公款４０万元的大案。这两起案件的侦办，在临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事后，有人说王书田，“临潼就这么大个地方，就这么些个单位，谁都认识你，谁都跟你熟，你老是这么黑脸抹面的，人都要得罪光了。”王书田说：“我是扮猫的，他是扮鼠的，碰上了，你说我咋办？”
的确，清官好当，人情难却。要守住原则这块阵地，在执法办案中做到铁面无私，秉公执法，这对王书田来说，是一场时刻进行的情感考验。
王书田自１９７９年参加政法工作后，长期在公安机关工作。他从一个普通的基层民警，一步一步干到公安分局政委，１９年的岁月积淀，他对这一行业、尤其是对警察的感情无法用一两句话就能形容清楚。
但是，忽然有一天，一个警察涉嫌犯罪的案子，摆在了这个昔日公安分局政委、现任检察院副检察长的面前时，他又该如何处理呢？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秦陵景区一个姓岳的无照摊贩，因违反景区管理规定拒不纠正与景区管理人员发生了冲突，在被公安机关带回进行治安调查期间，由于看护民警缺乏经验，在离开打饭不到１０分钟时间里，当事人因试图从窗户逃走，结果坠楼身亡。
一时间，“岳某被警察打得跳楼了”，“岳某被警察打死从楼上扔下去了”等传言四起。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更是打着“严惩凶手”的横幅围堵秦陵景区大门，引起了很多中外游客围观拍照，影响非常恶劣。
王书田接手后，很快就侦破了这起玩忽职守案件（他同时分管反渎职侵权工作），而涉案的民警张某，正是王书田当年在公安分局当政委时，亲自从警校招录进来的学生。
准备拘留时，张某的情绪很不稳定，公安分局一些部门领导和同事也来向“老政委”求情：小张毕竟不是主观故意，对他的处理能不能“从轻发落”。
说实话，人都是有感情的，昔日的部下出了问题，要说自己的心里一点不难受绝对是假话，但情归情，义归义，王书田最终还是忍着难受把说情人都挡了回去。在做完张某的工作后，王书田亲自把他送到了看守所。
由于这一事件的果断处置，事态很快得到了平息，秦陵景区又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诚然，王书田是“无情”的，他在执法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不能通融，不讲情面的行为，确实让一些人感到“不可理解”，为此，他得罪了一些熟人和朋友。但是，他在维护法律的神圣和尊严上，倾注的却是无限深情。
他曾亲自到区属某单位召开会议，为接受过反贪局调查，但后来事实证明是无辜的一名局长恢复名誉；他曾耐心说服区里某单位领导试图让检察人员帮助到外地追讨欠款，事成之后给检察院提成的好意，维护了检察权的正确运行；他曾驱车几十公里到农村做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工作，使他们亲身感受到检察机关对法律负责的精神；他曾亲手为一名接受讯问的犯罪嫌疑人倒水，使这名开始还有强烈抵触情绪的当事人心里一阵温暖。正是凭着这种精神，王书田出色地办理了一起又一起贪污腐败、渎职侵权等犯罪案件。
７年来，他带领检察人员先后查办了９４起贪污腐败、渎职侵权等犯罪案件，件件都是铁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８００多万元。同时，他也把临潼区检察院反贪工作从落后带入了先进行列。连续５年，该院反贪工作在全市业务考评中名列前茅……
人间从来不乏最真挚的感情。当王书田以忘我的精神在自己的岗位上顽强拼搏的时候，整个社会也在向这位铁打的汉子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温暖和支持。
他的事迹最先在当地媒体报道后，许多人都深深被这位检察官的精神所打动。
家住西安市长安区７５岁高龄的杨师傅看到报道后，专程从西安赶到临潼看望王书田，表示了对他的敬佩之情；西安市某制药公司董事长赵东科得知情况后，把价值３０００多元的保肝药专程送到王书田的家里，并表示，如果服用见效，公司将免费提供；临潼区人大常委会的４名退休干部，也联合向王书田捐赠了价值万余元的“人血白蛋白”针剂……
各级组织更是没有忘记这位忠于职责，甘于奉献的检察干部。
今年７月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陕西省委、陕西省检察院、西安市委、西安市检察院等各级领导，都先后到医院或家中看望慰问王书田，想方设法解决他的生活困难和治疗费用。
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袁纯清专门指示西安市有关部门，要安排王书田在西安市最好的医院住院治疗。目前，西安市政府已承担了王书田的全部治疗费用。
西安市检察院拨出５万元专款作为治疗费用；临潼区委、区政府拿出３万元帮助王书田一家渡过难关；临潼区检察院也专门设立了王书田治疗专项资金，用于后续治疗。
高检院、陕西省检察院、西安市检察院、临潼区检察院以及外省市的一些检察人员，也都把带着体温的８万多元捐款送到他的手上……
面对许多熟悉的、陌生的人付出的那一份人间真情，王书田和他的家人感到即使流泪，也是甜的。
党和人民记住了王书田坚韧不拨的顽强意志，记住了王书田为检察事业寝食不安的奋斗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向他学习的决定；陕西省检察院授予他“优秀检察官”的荣誉称号，并记一等功。他的名字在三秦大地上流传，他的事迹报告感染了成千上万的听众……
11月13日，王书田在病床上坚持学习。新华社发
感人片断
●在近一个月的治疗期内，王书田不是阅卷，就是和来看他的同事开“小会”，病房俨然就是他的办公室。为这事，医生护士没少和他“生气”，但一转眼，王书田依然“我行我素”。
●王书田最初听到“肝硬化腹水”这几个字时，也曾连续数天思绪翻滚，当他平静下来后，又觉得什么都想清楚了：“我就是那个快没油的破煤油灯，空搁着油也会耗干，还不如点着它，多少能够照点亮。”
●有一次，妻子李玉琴买菜回来，老远就看见楼门口台阶上有个人在那儿坐着，走到跟前一看，是王书田在睡觉。她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赶紧把他摇醒过来。一问才知道，他们刚办完一起案子，从单位走回来时，看到自家的５楼太高了，本想坐在门口歇一歇再上去，谁知坐到那儿就睡着了。
●李玉琴对自己的丈夫再了解不过了：“躺在病床上，他是我的丈夫，等他好了、站起来了，他又成了检察院的人了。”
●为了减轻王书田的经济压力，８０多岁的老岳父把自己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１万多元养老钱拿了出来，而自己有时要背着亲人到菜市场捡拾别人不要的菜叶儿回家吃。当王书田偶然得知这１万元的真相时，坐在医院的病床上哭得一塌糊涂。
●王书田住院治疗期间，曾经有一些单位和个人，直接或委婉地表示过“想支付一些医药费”、“家里有什么事说一声”等意思，但王书田也只是听听从不表态，他还告诉家里人：“你们也别要人家的东西。”
●有人说王书田，“临潼就这么大个地方，就这么些个单位，谁都认识你，谁都跟你熟，你老是这么黑脸抹面的，人都要得罪光了。”王书田说：“我是扮猫的，他是扮鼠的，碰上了，你说我咋办？”
●李玉琴告诉记者：书田生病后，楼口有个老太太，我们也不太熟，都９０多岁了，专门做了个小棉垫送过来，说让书田累的时候靠一靠，啊呀，把我们感动得不行。
●７５岁高龄的杨师傅专程从西安赶到临潼看望王书田，表示了对他的敬佩之情；西安市某制药公司董事长得知情况后，把价值３０００多元的保肝药专程送到王书田的家里，并表示，如果服用见效，公司将免费提供；临潼区人大常委会的４名退休干部，也联合向王书田捐赠了治疗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