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爱梅（左）与当年主刀的王学浩等医生在一起。
1995年1月5日，24岁的农妇席爱梅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割去自己1／3的肝脏移植给丈夫，由此也成为了我国第一例活体供肝异体部分肝移植的成功范例。一晃十年过去了。昨天，这位中国内地献肝第一人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十年前为爱割肝救夫
坐在记者面前的席爱梅面色红润，整个人显得非常健康。她告诉记者，她成为献肝第一人，其实也是一种偶然。作为一个不识字的农妇，她最初的想法非常单纯，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丈夫的生命，挽救一个曾经完整幸福的家。
1994年12月，正在江都打工的丈夫张寿银忽然被查出肝癌晚期。医生坦言，手术已经意义不大，最多只能活半年。面对这样的突然变故，从淮安席桥乡匆匆赶来的席爱梅一下子瘫倒在了医院的走廊上。才刚刚五岁的儿子显然还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依然在一旁无忧无虑地玩耍。看着这一切，席爱梅欲哭无泪。她发誓，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不管卖房子卖地、花多大代价、跑多少地方也要救丈夫的命。
正在这时，她偶然遇到了正在江都医院会诊的省人医肝胆外科王学浩教授和张峰医生。王教授告诉她，张寿银的癌细胞已经占据90％的肝组织，要挽救其生命，只有做肝移植这一条路。他非常坦白地说，省人医已经有活体肝移植的国家科研项目，但因为没有活体肝的来源，移植还从来没有实际操作过。全国当时也没有人做过活体肝移植，即使在全世界活体肝移植当时也仅成功了一例，并且只活了6天。因此，手术无论是对肝移植的受体还是供体都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席爱梅明白，这一席话的潜台词很明白，不做肝移植，丈夫只有半年的时间；做肝移植，也许丈夫能延长生命，但也许会在手术台上永远离去。由于张寿银的父母年事已高，弟弟又患有慢性肝炎，有血缘关系的肝供体来源有困难。在考虑20多天后，席爱梅毅然决定做肝移植，并且由自己来提供活体肝。
消息一传出，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觉得她疯了。席爱梅的父母和哥哥更是把她年幼的儿子从老家淮安接到省人医病房，哭着求她看在儿子的份上不要冒这个险。毕竟，她才24岁，还很年轻，不要“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此前对自己病情一无所知的丈夫这时意外地得知了一切，也是坚决不同意。可是席爱梅此时却铁定了心，不识字的她请求二叔为自己写好一封献肝决心书。为了丈夫，她决心做中国献肝第一人。
无怨无悔甘当“第一人”
席爱梅的丈夫是在手术后的第12天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人世的。尽管如此，这在当时已经是我国肝移植领域的一个标志性的突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席爱梅依然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她告诉记者，当时医生是从自己的体内切下了1／3（380克）肝脏及部分胆管，同时全部切除（保留腔静脉）张寿银癌肿病变达90％的病肝，并进行了肝脏植入吻合术，手术整整进行了16个小时。手术后第6天，她在医生的同意下去探望丈夫，当时丈夫已经能吃流食和少量的桔瓣了，手术无疑是获得了成功，所有的人都非常高兴。后来，丈夫的情况突然有了异常变化。看到护士们不停地来找陪护她的家人，她就预感到丈夫的情况可能不太好了。对于这样的事实，她的心里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手术开始之前，她就明白地对医生们讲：“手术如果成功，他可以捡回一命；如果失败了，你们可以积累经验，为以后救其他人作准备。”尽管如此，席爱梅还是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这边心爱的丈夫刚刚撒手人寰，那边来自亲戚朋友的风言风语更让她雪上加霜。她从省人医出院回家后，老家不少人都嘲笑她好傻，到头来，自己挨了一刀把肝给切了，丈夫的命又没能保住，今后一个农村妇女带着个孩子可怎么生活。
10年后，面对记者的采访，这位朴实的农妇依然一如当年般单纯。她对记者说，尽管丈夫手术后只活了12天，但自己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事实上，从自己决定献肝的那一刻起，她就明白了一个事实：自己献肝，一方面是为了救丈夫，一方面已经和国家的最新科研项目不可避免地捆绑在了一起。你也不献肝，我也不献肝，那永远就没有活体的供肝，那活体肝移植手术就永远也没办法做！她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毕竟她为挽救丈夫的生命做了最大的努力，尽了力，自己的心也就安了。
当年为她代写献肝决心书的二叔告诉记者，席爱梅最大的特点就是心眼实在，爱这个家。别看她不擅言辞，她心里其实清楚得很，对献肝这个举动的后果也考虑得非常清楚。在1995年1月6日进行肝移植手术的当天，手术车来到病房接席爱梅时，她忽然动情地拉着二叔说：“万一我在手术台上下不来，你们千万不能责怪医生，不能向医院提任何要求。人家都是为我们好的。只是我那5岁的儿子，要拜托您老人家帮我照顾他长大成人……”一时间，病房里所有的人都忍不住流下感动的泪水。
献肝意义重于结果
10年过去了，席爱梅依然一个人独自带着儿子生活着。她的献肝之举终究得到了更多的人们的尊重。在当地政府的关心下，她被安排进淮安市楚州区人民医院做后勤工作。生活于她，简单而快乐。她告诉记者，这十年里，她的身体一直都挺好，除了容易感觉疲劳外，她的健康状况与献肝前并没有什么不同。
当年为她主刀的王学浩教授介绍说，肝移植是上世纪90年代末国际上刚刚开展的最新的一项技术。1989年，巴西做了世界上第一例活体肝移植手术，但患者术后只存活了48小时，手术没有获得成功；1990年，澳大利亚第一次成功地做成了肝移植手术，患者术后存活了6个小时。我国的肝移植开展虽然略晚，但技术水平已经居世界第四位。肝移植是治疗所有中末期肝癌的最佳途径，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占人群的10％－12％，这些人都是慢性肝病、肝癌的高危人群。据统计，我国需要做肝移植的患者每年有数十万。而实际能够得到救治的只有一两千人。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没有供肝来源。毕竟，很多人对于献肝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顾虑。在临床实践中，有许多患者只是因为没有供体肝，而不得不选择放弃治疗。作为医生，这样的情况他们见得非常多，也觉得非常惋惜。事实上，从医学角度说，肝脏有待偿功能和再生功能，即正常人只要有1／3的肝脏即可维持正常生活，并且肝脏一旦切除，在一定时间内还可以再生。因此，献肝与献血、献骨髓一样，是不会影响人的正常生活的。事实上，十年来中国献肝第一人席爱梅的亲身经历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王教授强调说，席爱梅勇敢地献出自己1／3的肝脏，不仅表明了她对丈夫的一片深情，更重要的是她为冲破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一些落后的传统观念带了个好头，对解决我国和东方人的肝脏移植以至心脏、肾脏等重要器官的供体来源问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科学总需要人去献身，也许没有席爱梅当初的勇敢，我们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还会再推后几年，我国的肝移植技术发展也会推后几年。作为医生，我感谢她，同时也代表千千万万要做肝移植的患者感谢她！通讯员 姜跃进 本报记者 刘小卉
链接
图为献肝4周年时，本报刊登的对席爱梅的独家专访《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痴情女痴守肝胆情
席爱梅献肝义举，曾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热点新闻。本报也给予了特别关注，并进行了跟踪报道。以下两段文字便是当年本报记者陈太云独家专访中描述的细节，现特辑录于此，并借此表达本报同仁对席女士的由衷敬意。
1996年春节，席爱梅应邀参加了江苏有线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此时，距她为丈夫献肝已有一年，但现场所有的观众仍以最热烈的掌声把她迎进了会场。五彩的灯光下，有人朗诵起了诗人赵恺的散文《席桥作证》：“……作为献肝者，3天下床，5天自8楼步行至2楼看望丈夫。120个台阶，席爱梅一步一步从死神面前走过。当他们双手相握的时候，印证了一句古老的中国成语：肝胆相照……”有人流泪了。现场短暂的沉默之后，掌声再次响起，经久不息……
“不，我不会再嫁！”记者在席爱梅简朴的家里也听到了她的这句话。“究竟是为什么？”记者在沉默了良久后问。“寿银虽然走了，但直到现在，我还把自己当做他的妻子，我不能带着这样的感情嫁给别的人。现在，我的身体还不错，但我的肝脏毕竟被切除过三分之一，如果再婚，将来我身体不好了，岂不是连累了别人。人怎么着都能过。我的婆婆一个女人家能带着子女过好日子，我想我也能一个人带着孩子将日子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