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贝 媒体从业员
广州五羊新城的“愈生”医院，在“最后一天免费体检”中，检出某“患者”染上乙肝“小二阳”，藏匿体检报告而开出近千元药物。事后“患者”到另两家医院复查，结果指标均为阴性，没有任何乙肝症状。该医院对此解释为“工作失误”，只愿退回药费和交通费了事。“患者”对此深感不满（《信息时报》８月２５日Ａ１７版）。
相信遭遇过“假医检”的人，不在少数。“假医检”形式有多种，一是验单作假，如上述个案。二是重复检查，对某些检查不久、不必再检的项目硬性要求重检。三是随意滥检，比如已确诊为“骨科疾病”、“癣菌感染”的腰腿痛、皮肤瘙痒之类，却要做全套腹部B超。四是“诊检分离”，诊断、开药后再作检查，检查结果如何与诊断无关。某医院教授为一腹泻患者开了几百元进口抗生素和大便验单，检验结果却呈阴性；患者请求解释何以使用抗生素，回答说“我只信自己不看验单”……
这样的医检，不管检验的操作是否规范，结果是否真实，只要不是出于诊断和治疗，就是多余的、虚假的；为达到某种“诊断”结论而作的医检，更是蓄意的作假。“假医检”的盛行，与某些制度规定的不合理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为收取医检费虚增名目、以求“合法”而已。
“假医检”能够泛滥成灾，是令人费解的。不必要的重检、大包围式的滥检、不着边际的随检，已是人所共知。像愈生医院那样的“假医检”，只要看看“最后一天免费”之类的低劣商业手法，就可猜个八九不离十。难道主管部门对此视而不见，为何监管、查处基本上是按兵不动？
愈生们的“假医检”，只要不是弱智，都难以相信“工作失误”的鬼话，但是，却无碍他们生存下去。此种怪象令人产生一个感觉，在目前体制下，规范医疗行为，似乎不大可能依靠利益相关的主管部门。有人寄望出现勇敢的患者，以法律武器起诉主管部门不作为，像“反乙肝歧视案”那样以法制个案，推动医疗制度改革。不知主管部门听此是何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