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2月29日新华网报道，广州市统计局万户居民调查网络最新抽样调查结果表明，72％的市民对广州医院服务总体评价是“一般”或“不满意”。超过八成的市民认为目前的医疗费用偏高。在具体收费项目方面，认为药费和检查费“偏高”的人分别有86．8％和83．2％，认为住院床位费、护理费、手术费、理疗费“偏高”的人均超过70％。报道说，广州市民认为医疗费用高，“病在医院、根在政府”：政府核准执行的“药品价格”和“收费项目定价”过高。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民间对医院“价格暴力”的形象说法。广州的这一调查结果，在全国都有普适性。在脆弱的生命面前，病人只好“听医由命”，能用进口的，不敢用国产的(医生总喜欢说国产的药和器械不保险)，能用贵的，不敢用便宜的(医生喜欢说便宜没好药，如果不用进口药，对疗效不敢保证，这实际上是一种胁迫)。至于送红包，那简直是病人“自觉的选择”：不送红包，你敢拿自己或者亲人的身体开玩笑吗？似乎不送红包你就不会得到“应有的呵护”——这种“感觉”绝不是病人凭空产生的：此次调查显示，有7．3％的广州市民在看病就医过程中曾被索要“红包”、礼品，而别人被索要了红包，经过人际传播和暗示，谁还敢不送“红包”呢？
另据2月27日深圳《晶报》报道，深圳“执法部门2001年以来已打击了12205次，深圳目前仍有8000多家黑诊所”。黑诊所打而不死，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巨大的市场可观的利润，让逐利的冲动无法自抑，才会出现了“前仆后继”的黑诊所。黑诊所的打而不死，在我看来，还是对“合法医院”的暴利、黑幕的实实在在的“凸显”。黑诊所能挣得包括被打击的风险成本在内还很可观的利润，想想看我们的医院是怎么样的暴利(还不包括医生的红包)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医患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够好得起来，确实是令人怀疑的：屡屡发生的医院暴力，固然是要打击和规避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据此反思，何此医患纠纷能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呢？难道真的如川大医院那样，给“医生配保镖”吗？——羊毛出在羊身上，实际上是患者用钱请保镖防止患者袭击医生，这是什么逻辑？
去年《现代快报》曾报道过一个新闻，著名心血管病治疗专家胡大一教授曾向记者披露，只需花费10元挂号费就可解决的疾病，在某医院病人竟然花去了四五万元！胡教授痛斥了当前医疗界不少为了名利而丧失道德底线、坑害病人的不良医生。可问题是，这样的医生之所以能够心安理得地“丧心病狂”，仅仅是医德医风的问题吗？如果没有适合的温床和条件，他怎么敢又怎么能够？药价畸高、医院暴利，媒体的披露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群众的不满也不是一年两年，何至于到了今天这样剑拔驽张的地步？
参考消息近日刊登了一条新闻，英国一名肥胖患者指责英国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应该为大量出现的肥胖症患者负责，因为政府没有发布适当的预警和食品规范。这在我们看来这种指责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至少还有所启示，那就是政府的确应该在事关国民利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和负起责任来。